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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簡介

左丘明，姓丘名明，春秋末期魯國人。因其世代為左史官，所以人們尊其為左丘明。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太史司馬遷稱其為“魯之君子”，尊稱其“左丘”。

左丘明世代為史官，并與孔子一起“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據有魯國以及其他封侯各國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國古代第一部記事詳細、議論精辟的編年史《左傳》，和現存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國語》，成為史家的開山鼻祖。

肥城為古肥子國，是左丘明食邑。《宋祥符二年平陰縣令范諷重修左傳精舍記》載：“二年春，余承命來蒞茲邑。知縣之東古肥子國地即左子故里，古廟猶存。”

相傳左丘明告老還鄉（約公元前470年），即一直居住在都君莊（即今肥城市衡魚村），且世代繁衍于此已80代。現尚有左丘明所植銀杏樹一株，及相傳為左丘明用過的石碾、石碓、左丘井、左丘明后裔為感謝唐太宗敕封左丘明為經師從祀文廟（625年）所植的槐樹、左丘明六十八代孫丘行鍵的墓碑、左丘明六十九代孫丘漣的故居、孔子七十代孫襲封衍圣公題寫的匾牌等古跡和文物。

左丘明死后（約公元前450年），葬于肥城。《魏書·地形志》載：富城有左丘明墓。富城即今肥城一帶。宋王去非“吊左丘明墓”詩云：“荒草迷離土一堆，墳前古木亦凋衰。傳留千載英魂渺，每到都君一淚垂。”左丘明墓雖幾經戰亂劫災，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但遺址尚存，現正在修復之中。

為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肥城地方政府和海內外丘氏族人，正積極進行左丘明文化的研究與開發工作。左丘明陵園的建設已經全面啟動。丘府、丘祠的建設也正在規劃設計之中。

一、左丘明其人

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現在《論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2]（《公冶長》）從孔子的語氣中不難體會出孔子將左丘明引為同道，對于花言巧語、偽善的作法都感到很可恥。由此得知，左丘明是與孔子同時代的人，而且與孔子關系甚篤。有人就此認定左丘明必早于孔子，“因為孔子這段語言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2](P.52)其實，僅憑這一條就斷定左丘明早于孔子顯得證據不足。更多的史料說明左丘明為孔子同時代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與這段內容相近的記載見于《漢書·藝文志》：

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圣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本事以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由上述史書記載可知，左丘明曾與孔子同觀史書，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目的就是避免“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為了保孔子《春秋》真意。《左氏春秋》乃依孔子《春秋》而立傳①。對于孔子與左丘明同觀史書之事，嚴彭祖《嚴氏春秋》引《孔子家語·觀周》篇也有類似的話：

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入周，觀周與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

左丘明之所以能寫出《左傳》這樣的煌煌巨著與他是一個史官有很大的關系。《論語》孔安國注稱他為“魯太史”。《漢書·藝文志》自注稱其為“魯太史”。新近發現的孔府檔案的新資料《左傳精舍志》稱左丘明“世為魯左史官”②。左丘明的姓氏與他的職官是相聯系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左丘明為左史官，以官職為氏，當姓左。《左傳精舍志》卷五《姓譜》更證明了左丘明姓左。

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子封于營丘，嫡子丁公伋立為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為姓……其以丘為姓者，印生商，商生 ， 生尚亞，亞生采，采生婁嘉。嘉因生胡公，恐后及難，遂奔楚，世為楚左史官，生子均……（周景王）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軾其君虔于干溪。相之子（成）避國亂遂適魯，為魯太史。（成）生丘明，世為魯左史官。姑自遷楚以來，因以左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孫名起者，工文學，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禍，又去左襲丘，隱居陶陽，復以丘為姓氏。

這段文字極為寶貴，敘述了丘姓的變遷過程。丘姓經歷了“丘——左——丘”的演變，左丘明處在以左為氏的階段。③

二、左丘明的思想

《左傳》記錄的語言可能是歷史人物的實有之語，但材料的取舍、剪裁是受作者思想傾向支配的，而且在行文當中融入鮮明的愛憎情感，左丘明借筆下人物之口褒貶時事、闡述個人看法。特別是《左傳》中的評論最能反映左丘明的思想。《左傳》中的“君子曰”確系左丘明作《左傳》時已有，并非出于后人的附益，“這種議論的體裁為先秦史學所共有，一如今之‘編者案’”[3]。“君子曰”、“君子謂”或“君子以為”的評述共八十四條，這些評述直接表達左丘明的心聲，也最能體現左丘明的思想。另外，《左傳》中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評論話語約五十條，這是左丘明利用他們的評論來表達個人的感想，當然也能反映其思想。

對于左丘明的思想，筆者擬從天道觀、政治觀、人生觀、歷史觀等幾個方面進行粗淺歸納：

（一）天道觀

左丘明雖然尊天敬神，但更重人和人事。反映在他極力反對人祭、人殉，非常重視人的生命，重視人本身的存在和價值，把死后的鬼神放在個體生命的后面。《左傳》僖公十九年載：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左丘明借司馬子魚之口來表達他的看法，“祭祀以為人也”，也就是說，祭祀是為了人，并不是為了取悅于神，同時又強調民乃神之主。左丘明對秦穆公贊賞有加，而對他死后人殉卻表現出了極大的反感，他借用“君子曰”發表了一番感慨：

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4]（《文公七年》）

左丘明之所以認定“秦之不復東征也”，就是因為秦穆公“死而棄民”，實行人殉。《左傳》中有不少鬼神之說，有人認為這反映了左丘明的迷信思想。細讀《左傳》就會發現，左丘明雖然沒有否定祭祀鬼神，但并非迷信鬼神，他筆下的賢人君子談到鬼神是為了勸戒世人。錢鐘書先生說：“蓋信事鬼神，而又覺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見強則遷、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揚言其聰明正直而壹、憑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腸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記，可心知斯意矣。”[5]（P.186）左丘明正是在當時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歷史背景下，利用鬼神之說揚善贊德，錢鐘書先生可謂一語中的。

左丘明的天道觀總起來說是注重人和人事，遠離鬼神和天命，把天和神作為虛設和外殼。他走出了西周時期的天神的神秘主義，注重現實，推崇理性。

(二)政治觀

左丘明的政治觀博大精深，概括起來是：以德為原則，以禮為規范，以民為根基，輔之以刑。

左丘明就是通過歷史事實來闡述德對于國家、戰爭和個人的重要性。《左傳》宣公三年記楚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回答說：“在德不在鼎”，表達的正是德政是政治根本之意。左丘明在論述城濮之戰時說晉侯在戰前訓練百姓，讓他們“知義”、“知信”、“知禮”，而戰爭中晉軍重視德行，將領配合默契，這樣就自然而然的讓讀者接受晉軍勝利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實際上是說德在左右著戰爭的結果。而對于個人更是有德者成就功業，無德者身死國亡。

禮是宗法社會的一種道德和行為規范，上自國之大事、外交往來，下至宗廟的定制裝飾、進退禮節等等都屬于禮的范圍。《左傳》解經也多以“禮也”、“非禮也”為注腳，“禮”字在《左傳》中出現的次數比其他任何同時期的古書都要多。在隱公十一年中記有左丘明的話：“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丘明把禮提高到國家的軀干，天子奉行的規范，天地之經緯的程度，奉行禮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左丘明在《左傳》中要表達的禮并不僅是揖讓進退之禮，還有更深的含義。公元前547年，昭公到晉國去，從郊外慰勞一直到贈送財禮，自始至終從沒有失禮。由此晉侯對魯昭公不懂禮之說感到困惑，女叔齊解釋說：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4](《昭公五年》)

女叔齊認為魯昭公僅懂得“儀”，這是禮的表面形式，而不是真正懂禮。真正的禮是用來保國、推行政令而不失去百姓的。魯昭公的政令出自私家，不能使用賢人，觸犯大國的盟約，欺負弱小國家，趁人之危，不能養活百姓，卻瑣屑地急于學習儀式，這是本末倒置，根本稱不上是懂禮。左丘明禁不住贊嘆：“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昭公二十五年，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子太叔對曰：“此儀也，非禮也。”左丘明所津津稱道的禮就是女叔齊所說的守國保民之禮，而不是外在的各種禮儀禮節。在此，他把禮的涵義又拓深了一步。錢鐘書曾談到過《左傳》中的禮，說：“足見‘禮'者非揖讓節文，乃因事制宜之謂；故射儀則君子必爭，戎禮則君子亦殺。”[5]（P.205）

為政者中的開明人士對民的作用有充分的認識，如莊公三十二年所記史嚚所說的“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左傳》文公十三年載邾文公遷都的事例更是讓人過目難忘：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邾文公能把民之利益放在個人的前面，只要對民有利，雖然有可能影響他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并發出“活著就是為了撫養百姓，而死得或早或晚，那是由于命運的緣故”的豪言壯語。左丘明寫到此處不禁感慨邾文公是知天命的人。

左丘明強調崇德、崇禮、重民，但是也不否定用刑作為輔助作用。“政以治民，刑以正刑”[4](《隱公十一年》)，即政用來治理百姓，刑用來糾正邪惡。左丘明主張量刑時堅持“慎罰”的原則。《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所載楚國聲子的主張最有代表性，他認為德行得體為止，如不得體，寧多賞也不能濫刑，以免傷及無辜。“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興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利其淫。”①

(三)人生觀

左丘明人生觀的內容也很豐富，主張人要具有忠、孝、信、善、謙等品質。在他看來，人只有具有這些優良品質，才具備了理想人格。晉楚之戰后，荀林父請求處死自己，而晉君因為“荀林之事君也，進思盡忠”而讓他官復原職。鄭莊公與其母姜氏在黃泉相見傳為佳話。左丘明接著又以“君子曰”的方式稱贊道：“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而類’，其是之謂乎！”[4]（《隱公元年》）桓公十二年，魯鄭以為宋國不講信用而攻打宋國，左丘明又說：“茍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他認為如果信用跟不上，結盟也沒有什么好處。多次結盟反而動亂滋長，這都是因為沒有信用。左丘明崇尚善而反對惡，他曾說過“善不可失，惡不可長”[4]（《隱公六年》），要人們保持善行。《左傳》襄公十三年記晉國將帥彼此謙讓，晉國的百姓因此和諧，諸侯也因此親睦。左丘明在此說明謙讓的作用：

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魘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

左丘明把晉國的興盛歸功于舉國謙讓，可見“讓”的重要性。

（四）歷史觀

左丘明仍認為君主是天之子，由天選定，“君，天也。”[4]（《宣公四年》）在正常情況下提倡“君命無貳”[4]（《成公八年》），即要求臣絕對服從君命，“君命，天也。”[4]（《》定公四年）“君命無二，古之制也。”[4]（《僖公二十四年》）但同時，他對君的絕對權威也表示懷疑，從歷史的交替得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4]（《昭公三十二年》）的結論，認為歷史就是不斷的改朝換代，國君不能以為權力乃為天授就胡作非為。也就是說，歷史上沒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倘若不以民為本，為政不以德禮，就有可能被趕下臺。如閔公二年記衛文公穿著粗布衣服，戴著粗帛帽子，努力生產，教導農務，重視教化，任用有能力之人，結果僅用一年的時間，戰車就由三十輛變成了三百輛。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后，讓具有仁愛之心的公子目夷做左師，以處理政事，宋國于是大治。虞國的滅亡是由于虞國國君的無德。

三、左丘明的思想歸屬

孔子的思想歷來研究頗多，這里不必贅述。從前述左丘明思想來看，我們驚奇地發現，左丘明思想與孔子思想有顯著的一致性，無論從天道觀、政治觀、人生觀還是歷史觀等，都應當屬于儒家思想的范疇，左丘明乃一儒者無疑。《左傳》中的左丘明思想之所以與孔子有驚人的一致性，大致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左丘明與孔子有共同的文化生活背景

孔子與左丘明都處于春秋末期這個歷史大背景下。春秋末期是一個歷史大變動的時期，世襲宗法制逐漸瓦解，士階層涌現。孔子和左丘明都在這樣的社會形勢下提出個人的主張，力圖為變動不居的社會尋找一劑良方，體現士人的價值。

孔子與左丘明都是魯國人，魯國本是周公的封國，深受周公思想的影響。周公在政治思想上對孔子產生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周公的“明德慎罰”、“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為孔子的“德治”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二是周公制禮作樂，為周人樹立了一種“尊禮”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在春秋時，“周禮盡在魯矣”[4]（《昭公二年》）,孔子對周公有著無限的眷戀之情，更對周禮有著篤深的執著，認為禮是一個人立身的基點，更是立國之本。其實，周公的影響何止孔子一人，但凡魯國人都深受魯文化的影響，左丘明也不例外。魯國歷代國君堅守著“尊尊親親”的原則治理魯國，從而形成了魯國獨有的文化特色。左丘明和孔子同為魯國人，自然在不知不覺中受魯國文化的熏染，以至二人在思想傾向以及著述中都有驚人的相似。

（二）《左傳》的寫作動機即在準確表述孔子思想

左丘明與孔子義氣相投，互相引為同道。左丘明推崇孔子，同樣對《春秋》也非常推崇的，這在《左傳》中就有明確的記載：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4]（《成公十四年》）

左丘明對《春秋》的贊譽可以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稱《春秋》的記載用詞細密而意義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戒邪惡而獎勵善良。并且把孔子稱為“圣人”。

前文已談到，左丘明作《左傳》的目的就是為保孔子《春秋》真義。“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6]（《十二諸侯年表》）孔門弟子各自對孔子的學說理解有所不同，孔子生前就對此頗為憂慮。左丘明了解孔子，也擔心孔門弟子會根據各自的理解去詮釋他倍加推崇的《春秋》，使《春秋》失其本義，從而決定自己動手寫一部自己認為完全符合孔子本意的書來具體解釋《春秋》。左丘明甚至在“君子曰”這類個人評論中也同孔子一樣，經常引用《詩》來表達他的思想。另一方面，左丘明為魯史官，遍觀各國史書，掌握大量的史料，也有條件對文辭簡略的《春秋》進行解釋。這些條件決定了左丘明不但可以，而且完全能夠寫出一部避免使《春秋》“失其真”的《左傳》，其思想傾向當然會盡量與孔子思想保持一致。

（三）左丘明直接引述孔子的話作為評論是非的標準

左丘明與孔子關系甚篤，對孔子的思想言論非常熟悉。《左傳》中經常用孔子的話來評論史事、臧否人物，這類“仲尼曰”、“孔子曰”、“孔丘曰”話共計三十多處。左丘明利用這些評論作為評論是非的標準，從而替代他的“君子曰”的評論。這表明在這些問題上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有共同的是非標準。《論語》中所記孔子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在《左傳》中也得到了明證。孔子與左丘明兩位摯友能不約而同地表達與對方好惡的一致，真是難能可貴。孔子很賞識管仲，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2]（《憲問》）左丘明也同樣推崇管仲，《左傳》僖公十二年載有“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左傳》文公二年引“仲尼曰”批評魯國執政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論語·公冶長》中孔子論臧文仲，也有“何如其知（智）”的話。《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論語·公冶長》亦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惠人也”。這些文字雖未必同而內容卻頗有相似、相通之處。

四、小結

總之，人們在讀《左傳》這部名著時只注重其歷史價值，而往往忽略了其作者左丘明的儒家思想屬性。左丘明是一個大儒，他的著書《左傳》宣揚了“尊禮”、“敬德”、“保民”、“慎罰”等思想，發揚了儒家思想的經義，從而奠定了后世儒學的理論根基。他對于闡釋孔子思想，傳承儒家文化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然而，左丘明的大儒地位一直被忽略，成為被遺忘的儒者。左丘明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更是一位出色的儒學家，其在儒學史上的地位應該予以重新評價。

《左轉》紀元是從魯國哪個國君開始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西漢時稱之為《左氏春秋》，東漢以后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

《左傳》的藝術成就

《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后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

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

擴展資料：

《左傳》是古代文學作品，相傳為左丘明著。作品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漢以后才多稱《左傳》。它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與《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記史文學作品，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

《左傳》的歷史地位是什么？

《左傳》是先秦時代內容最豐富、規模最宏大的歷史著作。所記載歷史年代大致與《春秋》相當，同起于魯隱公元年（前722年），終年比《春秋》晚28年，即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全書共18萬字。按魯國隱公至哀公12個國君順序，比較系統、客觀地記述了春秋時代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事件，對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統治階級腐朽殘暴、宗法制度崩潰，以及各種制度禮儀、社會風俗、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諺語等都有大量記敘。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面貌，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

《左傳》不僅開我國傳統史學之先河，后代的大史學家司馬遷、班固等無不從中汲取營養，而且也標志著我國歷史散文的巨大發展，上承《尚書》、《春秋》，下啟《戰國策》、《史記》，在我國史學史、文學史上占有極重要地位。希望以上資料對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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