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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注釋版最好的版本是哪個？

最好的版本：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

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

百衲本：書籍出版術語，又叫“配本”。是用同一種書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種書的不同版本拼配起來的書本。這是個借喻性的版本稱謂。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1897年創辦于上海，1954年遷北京。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商務印書館的創立標志著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以張元濟、夏瑞芳為首的出版家艱苦創業，為商務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早在商務創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從此先后延請高夢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開展以出版為中心的多種經營，實力迅速壯大，編寫大、中、小學等各類學校教科書，編纂《辭源》等大型工具書，譯介《天演論》《國富論》等西方學術名著，出版魯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現當代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整理《四部叢刊》等重要古籍，編輯“萬有文庫”“大學叢書”等大型系列圖書，出版《東方雜志》《小說月報》《自然界》等各科雜志十數種，創辦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攝電影等。

《漢書》：又稱《前漢書》，由我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顏師古釋注，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漢書》是繼《史記》之后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后漢書》、《三國志》并稱為“前四史”。 《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漢書》全書共有多少篇？

《漢書》承襲了《史記》一書的體制，全書共100篇，分為本紀20篇，表8篇，志10篇，列傳70篇。所不同的是，將《史記》中的“書”改為“志”，取消其“世家”，并入“列傳”；在內容上吸收了《史記》中關于漢初的部分史事。對于漢武帝以前的記載，大都采納了《史記》的原文，同時又續補了《史記》中所缺的昭帝以下直至西漢末年的內容，例如《漢書》將《史記》的《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增添了西域及鄰國的歷史資料，從而具有了研究中國民族歷史和相關國家歷史的寶貴文獻價值。

漢書總共有多少篇分為什么分別有多少篇

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

漢書注釋好的版本

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間的“局本”都是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現在新出版的中華書局《漢書》標點鉛印本，是經過了專家學者的精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

《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注解方可讀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注的大約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釋音義居多。關于《漢書》的注本，唐以前諸家所注都已失傳。清代王先謙(補注:王先謙，長沙人，字益吾，號葵園：室名虛受堂。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其仿經疏體例注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注》。該書旁采諸家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注釋著作《后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頗見功力，被后代史學史專家評為“王氏所作補注、集解諸作，都是校注書中標準的著作。”)匯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見作成的《漢書補注》。這些注釋，對于《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及《漢書補注補正》，都可以參考閱讀。

顏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并未注釋《漢書》。姚振宗《后漢藝文志》所載《漢書》注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顏師古排列名單是以注釋家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鄧展、文穎后所謂“魏建安中”云云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 不得遽名以魏。”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注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跡無聞，正如顏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于爵里,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注釋家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后眾多注釋家事跡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注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注釋家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只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家，東晉只有郭璞、蔡謨兩家。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而蔡謨只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注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注,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 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后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并題云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后漢書》卷 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并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注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顏師古的說法。他在《后漢藝文志》中說：“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卷數相同，顏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顏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眾多的注釋所做的總結。注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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