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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戶等于多少戶

1萬戶等于10000戶，1萬戶是以“萬戶”為單位，10000戶是以“戶”為單位。

常用的單位換算：

長度單位換算：1千米=1000米，1米=10分米，1分米=10厘米；1米=100厘米，1厘米=10毫米。面積單位換算：1平方千米=100公頃，1公頃=10000平方米，1平方米=100平方分米，1平方分米=100平方厘米，1平方厘米=100平方毫米。

體(容)積單位換算：1立方米=1000立方分米，1立方分米=1000立方厘米，1立方分米=1升，1立方厘米=1毫升，1立方米=1000升。

重量單位換算：1噸=1000 千克，1千克=1000克，1千克=1公斤。

人民幣單位換算：1元=10角，1角=10分，1元=100分。

時間單位換算：1世紀=100年，1年=12月，大月(31天)有:1、3、5、7、8、10、12月；小月(30天)的有：4、6、9、11月，平年2月28天， 閏年2月29天。平年全年365天，閏年全年366天。1日=24小時，1時=60分，1分=60秒，1時=3600秒。

古代俸祿一戶是多少

指的是一“戶”家庭一年所交的租稅，數額無法確定。

古代常有“千戶”、“萬戶”的說法，這里的戶，在各個朝代的含義是不同的。有的朝代包括“千戶”“萬戶”的租稅、兵員、賦役等，有的僅僅包含租稅，而且租稅的稅額是可以隨時變化的，無法量計。

如萬戶侯，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作為一個特殊階層，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掌握著大量的社會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關稅及自然資源等），因為其代表著地位、財富、權力，于是它有了階級屬性。

等級制度

階級制度是把全部落的人一共分成貴族、世族、與平民三個階級。貴族階級是特權階級，地位非常尊貴，是農田、土地的地主。他們把土地提供給平民耕種，再向平民收取租稅。世族階級的地位是介於貴族與平民之間，與貴族不屬于同一個系統。他們有可能是平民出身，透過能力的表現，或勇士的事跡而由貴族授權，成為世族。世族階級可享有免稅及若干紋身及名號的特權。平民階級則是付出勞力以換取生活所需的階級。平民向貴族取得用來耕作或建造家屋的土地，然後在農作物收成的時候納貢(即繳交一部份收獲)給貴族做為取得使用權的租稅；而貴族則必須代表屬下的平民主持儀禮或處理糾紛等，并負責處理部落中的各種公共事務。

在原始社會中，沒有階級、等級之分。從原始社會末期起，開始出現社會分層現象，伴隨著階級的萌芽，也萌發了等級的胚芽。進入文明時代后，等級分化進一步深入發展，于是在古代國家中便出現了各種社會等級制度。古代國家社會等級制度產生的根源，歸結起來主要有：社會分工、血緣關系、財產分化、人身依附、征服戰爭、移民和宗教活動等等。然而，從歷史實際情況看，在古代社會等級制度形成的過程中，這些根由并非單一地起作用，而是多種根由起到主導作用。另外，在這些根由中，血緣關系、社會分工和財產分化屬于社會內在因素，由此而產生的等級制度，是社會發展的自發過程；而由征服戰爭、強迫移民和皈依宗教所劃定的等級制度，則是外來因素影響和作用的結果。

等級制結構的多樣性是由于歷史條件、社會結構狀況的不同，以及等級制度根源的區別所造成的。印度種姓制是最具典型性和最為完備穩固的等級制，這種等級制源于世系社會的社會分工，又有財產分化以及其他緣由，才逐漸形成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個等級。印度種姓等級森嚴，結構穩固，表現出古代社會等級制度的基本特征：等級的封閉性、高等級享受特權和等級身份的世襲繼承。在古代西亞地區，社會分工和財產分化，也造就了古伊朗的種姓制和兩河流域城市國家的等級制。中國先秦時代的宗法等級制雖然是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之上的，但也和征服兼并與分封制相關聯。古代日本的身份等級制和越南村社等級制，同樣是社會分工和財產分化的結果。古羅馬貴族和平民等級的起源歷來眾說紛紜，我們主張綜合起源說，即認為是和血緣關系、社會分工、財產分化、征服兼并和強迫移民都有干系的。中世紀西歐國家的封建等級制度固然源于日耳曼人部落的征服，但也離不開血緣關系和財產分化等元素。阿拉伯帝國的封建等級制明顯帶有軍事征服和宗教色彩，然而，血緣關系和財產分化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總之，盡管古代社會等級制度各式各樣，結構特征各具特色，但同時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些等級制的共同特性。

階級是指在生產關系中由生產資料所有關系所決定的社會集團，是以剝削勞動者為其特征的，因此屬于經濟的范疇；而等級則是指在社會分工和勞動組織中人們所占的地位序列，是以權利和義務關系為其特征的，因而屬于社會和政治的范疇。這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階級和等級制度在本質上都反映了人類社會的不平等關系，但在社會實際生活中表現有所不同。

階級的形成晚于等級的形成，這是因為原始社會母體中雖然同時孕育了階級和等級的萌芽，但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私有制發展遲緩，奴隸制發展不充分阻礙了階級的形成。由氏族部落首領轉化過來的氏族貴族等級與普通公社成員為主所組成的平民等級的劃分，是早期國家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后來，等級分化進一步加深，等級結構日漸復雜，在古代國家產生了各種社會等級制度。等級結構與階級結構犬牙交錯，混雜在一起，造成了紛繁復雜的社會結構體系。往往是在一個階級中，包含著幾個不同的等級，一個等級中摻合著幾個不同的階級；也可能是同一階級的分子分屬于不同的等級，同一等級的成員歸屬于不同的階級。盡管等級和階級的構成不盡一致，但在古代國家中幾乎到處都可以發現，高等級結合而成奴隸主階級或封建主階級，而低等級則淪為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前者居于統治地位，壟斷政權，經濟富裕，享受種種特權，而后者地位低下，財產貧乏，生活困苦，只有有限的權利或處于完全無權狀態。只是在古代少數國家中，在低等級中尚可見到剝削階級的蹤影或高等級者淪落到貧窮的境地。這種錯位現象，主要是由于社會成員兼有階級和等級雙重身份，階級成分總是流動變更，而等級身份相對穩固滯后的緣故。出現這種現象，是由征服戰爭、強迫移民和宗教信仰劃定等級所致，即由于社會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并非等級自發產生和發展的正常現象。至于低等級中的個別成員偶遇機緣，地位上升，甚至經濟暴富或把持權力，實屬特殊的現象。從根本上說，古代國家中的等級具有階級屬性，等級是階級的特殊表現形式，反過來說，古代國家中的階級則是等級的階級而已。古代社會的等級問題，歸根結底，也就是階級問題。

春秋戰國時代，對于中國社會的組織模式，不同的思想家有著不同的認識。從洞穴文明走向廣場文明的征程中，中國人徹底打破了部落式的社會組織模式，建立了以王權專制主義政治體制和家族宗法文明為核心的社會組織模式，這種模式在政治上以代表權貴意志的貴族文化為主導，在個體社會生活方式上以家族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為主導。二者都以等級制度為核心。等級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和個體家庭生活的基礎和支柱。這種制度的形成與中國式大陸文明、農業文明、宗法文明等文化基因密切相關，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色。思想家們試圖打破這種社會組織模式，如墨子提出的兼愛論、莊子提出的齊物論，等等，都是對于等級制度的反抗，但他們提出的理論，都不能徹底改變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

等級制度具有明顯的制度性缺陷，但在2000多年歷史中，雖然朝代不斷更替，但沒有什么力量能夠撼動等級制度存在的社會基礎。不平等的思想觀念幾乎彌漫于一切形態的中國文化形式之中，或潛或顯，或明或暗，沒有人不受到它的影響。

等級制度的基本原則是什么呢？“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荀子·仲尼》）這就是說，年輕的侍奉年長的，卑賤的侍奉高貴的，不賢的侍奉賢能的，是天下通行的普遍原則。等級制度植根于中國式大陸文明、農業文明、宗法文明之上，它能夠更有效率地動員和組織民眾，提高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從而全面提升人類的生存能力。從儒家文化最終從百家文化中勝出，進而上升為中國主流文化形式這個歷史進程來說，在人類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的古代社會，等級制度在各種政治制度中似乎有著相比較的優勢。

等級制度的基本原則來看，等級制度正體現了權貴意志。等級制度是基于中國社會現實存在的，它體現了權貴意志在社會組織模式上的系統化、制度化。按照儒家文化等級名分的思想觀念，全社會的人組成了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在荀子學說中，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人是按政治地位、知識層次、道德狀況、社會職業、財富多少等分類的，大致可分為圣人、大儒、君子、勁士、雅儒、小儒、欲儒、俗人、眾人、鄙夫，等等。

在荀子學說中，人的政治地位、知識層次、道德狀況、社會職業、財富多少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處于金字塔塔尖的人，其政治地位、知識層次、道德狀況、社會職業、財富多少相應處于高位；處于金字塔底座的人，其政治地位、知識層次、道德狀況、社會職業、財富多少也相應處于低位。“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荀子·儒效》）大儒這種人，能當天子的三公；小儒，可以當諸侯的大夫或士；民眾，只能當工匠、農夫、商人。荀子認為，人的政治地位、知識層次、道德狀況、社會職業、財富多少是一體化的評價標準，人們在衣食住行等社會活動中的一切方面都要通過禮制來區分開來。比如，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不僅俸祿不同，而且連衣著都應該有所區別。“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荀子·富國》）所謂禮，就是高貴的和卑賤的有不同的等級，年長的和年幼的有一定的差別，貧窮的和富裕的、權輕勢微的和權重勢大的都各有相宜的規定。所以天子穿大紅色的龍袍、戴禮帽，諸侯穿黑色的龍袍、戴禮帽，大夫穿裨衣、戴禮帽，士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德行必須和職位相稱，職位必須與俸祿相稱，俸祿必須與能力相稱。

其實，人的政治地位、知識層次、道德狀況、社會職業、財富多少代表著不同的方面，它們有著各自的評價體系，這些評價體系是很難一體化的。比如，一個人的道德狀況與其身份地位就很難一致，社會地位高的人，未必是有道德的人，相反亦然。對于等級制度的正名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通過將不同的人強行壓縮為金字塔式的板塊式結構，目的正是為了維護權貴階層的利益，從這一點上看，儒家文化的本質也就一目了然了。

在等級制度所明確的各類關系中，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也就是荀子從孔孟學說中所繼承下來的君子與小人之分——亦即貴族與平民之分是最為核心的關系。荀子從貴族文化的立場上，十分詳細地論述了君子與小人之間的關系。“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 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后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荀子·富國》）所以說：“君子靠的是德行，小人靠的是力氣。干力氣活的小人，是為有德行的君子所役使的。”百姓的體力勞動，要依靠君子來治理以后才有成效；百姓組織在一起的群體性生活，要依靠君子來治理以后才能和睦；百姓的財物，要依靠君子來治理以后才能積聚起來；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來治理以后才能安穩；百姓的壽命，要依靠君子來治理以后才能長久。父子之間的關系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會親密，兄弟之間的關系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會和順，夫婦之間的關系得不到君子的治理就不會歡樂。青少年依靠君子的治理長大成人，老年人依靠君子的治理得到贍養。

有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這樣一對最為核心的關系，等級制度就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狼”與“羊”之間“吃”與“被吃”的關系確定之后，荀子還進一步明確了居于等級制度塔尖的君主——狼群中的“領頭狼”才是真正的“天下之本”。這就是荀子所提出的明顯區別于孟子“民貴君輕”說的“貴君論”，從中可以看出孟子與荀子學說的本質區別。“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國》）君主，是掌管等級名分制度的中樞。所以，贊美君主，就是贊美天下的根本；維護君主，就是維護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

權力是社會各類資源中最為核心的要素。君主之所以能夠統治天下，是因為君主手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君主利用手中的權力，占有國家，任用百官，魚肉人民。一國之中，任何人只要有了權力，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獲得與權力相應的利益，因而，如何更多更大地擁有權力，成了人們競相追逐的目標。荀子對于官僚主義制度的維護與美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中國式官本位思想長盛不衰的思想與文化根源。

中國封建制的等級是按品級、身分、地位、門第來劃分的。在居民的等級分立上，封建法律規定著有特權和無特權的兩大類，而在每一大類中間，又各有若干不同的級別。即以無特權的勞動農民來說，其間也有各種不同的人身隸屬關系：下焉者近于奴隸；上焉者居于有若干財富的“良人”的地位，但他們的人身權一般是不完全的，還只能說是“半自由民”。一般來說，在史國封建的等級制度下，品級、家族、尊卑、貴賤、長幼、男女、親疏等等，都從法律上規定了章服和爵位的不同名稱，這是一種“婚姻關系”，用中國的史實講來，即所謂“宗緒之情”。

從唐代社會等級“整個階梯”的構成上來看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關系。

（一）皇帝是最高的地主，同時又是封建國家主權的代表者。在這里，如序論補所論證的，國家主權即是皇帝這一最高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封建的“法律的虛構”即由此出發。唐代的戶婚律即以法權形式把土地權利按照等級來劃分，規定：“農田（即受田）百畝。其官人永業準品（即品級）及老小寡妻受田，各有等級”（唐律疏議卷一三）。唐太宗更從政治形式上規定：“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或“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新唐書卷九五高儉傳）。

在有關中國封建制社會田制的史書中，往往在文章的前段對農民講所謂“授田”，在文章的后一段對品級性的貴族講土地占有的等級層次。這種等級的層次，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有特權的品級和不完全自由的“常品”（以至完全喪失自由的“賤民”）。從這兩大類的劃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等級層次掩蓋下的階級集團之間的對抗形式。

（二）依身分、品級、官爵等等特權而形成的剝削階層，包括了五花八門的等級。這些等級程度不同地享有著對土地占有權、對勞動者人身隸屬以及因優越于“常品”而來的免租、免役、免罪刑的特權，程度不同地具有因軍權、行政權、司法權、管理權和章服特殊權而來的非法橫奪的特權，因而他們的占有權和特權是隨法律的規定而時有變化。他們是皇室親屬、勛貴功臣、各級官僚以及因襲傳統勢力而不得不追認的品級性豪族地主和法律上所特許的僧侶階級、工商業者庶族地主以及不入清流的吏胥等。最特別的，還有在官制規定以外的、不屬于官階的所謂“宦官”以及與皇權矛盾而自作法律的藩鎮，特別在唐代后期，他們的特權已凌駕于其他等級之上，并左右皇權、廢立皇帝，以至割據一方，“土田名器，分劃大盡”（新唐書卷二一○）。這些等級的身分是不齊的，所以地位權力也有區別。最高層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可以代表皇權。最低層則接近于律例上一般所稱呼的“庶人”、“良人”和“凡人”。后者這樣的土地占有者，要負貢納形態的各種職役。

封建特權的取得，也有不同的途徑，大體上可分為兩大系。

第一系：有的特權是由于皇帝恩賜而得的。如唐高祖賜裴寂“良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舊唐書卷五七裴寂傳）；太宗賜李勣“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也有單賜繒帛的，動輒萬千匹，史例甚多，不勝枚舉。有的是按照常規而封爵的，如上至宗室親王一百頃，逐層下降，按品受田不等，按等級、官吏地位而受田有差。有官田的地方，取官田受給，無官田的地方，取百姓地充（參看通典田制下）。這里還有“實封”的和“非實封”的區別：實封的是土地之外還連帶以勞動人戶并賜，所謂“皆以課戶充”，一萬戶至千百戶不等，其中租調歸貴族，惟“庸”有例外的規定。這種接近于合法的占有，都可傳及子孫。封賜的土地，除了可以追回并籍外占田時可以括收之外，一般是穩固的壟斷（參看唐六典卷三）。所以唐會要卷九十緣封雜記說：“景龍三年（公元七○九年）敕：應食封邑者，一百四十余家；應出封戶，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膏腴物產。其安樂、太平公主封，又取富戶，不在損免限。百姓著封戶者，甚于征行。”這樣，食實封的貴族在和國家爭奪客戶的問題上是嚴重的。

唐大詔令集卷三十八載，崔融加相王封制條說：“漢、晉以來，寵錫彌盛，或食邑五萬戶，或連城數十。………宜于相州加實封滿一萬戶”；張九齡慶王等食實封制條說：“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邑實封二千戶。”同書卷九廣德元年冊尊號赦列舉加實封的，有二萬戶、二千戶、五百戶、二百戶、一百戶不等。這里有歷史意義的，是所謂“書社”和“實封戶”的對題。按中國古代的“書社”是氏族貴族所支配的公社農民的家族組織，能夠享受“書社”的是貴族階級，其被賜的“書社”數目是依貴族的身分而定的。既然“書社”可以和“實封戶”相比，那就可以看出因實封而轉移來的農戶的地位相當于農奴。

第二系：有的特權是因既成事實而加以追認的。前代的豪族和勛貴，潛在的勢力很大，除一部分占有權收奪外，大部分都為唐律和詔令所承認。如前面所引唐王朝對隋代勛貴的特許占有權，即是例證。至于唐代皇權對傳統豪族的斗爭是史不絕書的。實行均田制雖可以限制豪族，然就歷史總的演進看來，這不但不能否定豪族的特權，而且有時還要依仗豪族的支持。有些學者把唐代在這方面的政治設施稱為“政治革命”，是不對的。豪族地主在隋末農民戰爭中受過農民一度的摧毀，但在唐代，他們的特權仍然保存下來。例如“帝（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顧其世衰，猶恃舊地，不解人間何為重之？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干為第三等，班其書（氏族志）天下。”（節引舊唐書卷六五、新唐書卷九五，高儉傳）。當時門第族望的品級和勛官的品級是社會上同等重要的等級標志，因此爭取姓氏的高下，雖唐太宗也要眼紅。因為，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家族的歷史，門第的歷史等等，把土地占有個性化起來。新貴們對舊豪族的品級雖不滿，但至多采取降級的辦法。在降級之后的等級依然成為公認的，如氏族志重修之成為國家大典，便可知道其中消息。反之，舊豪族們對新貴因了獲得官品級位而加入牒譜的等級，同樣指為社會的莫大恥辱，所謂“縉紳恥焉，目為勛格”，可見“勛格”還不如族望在等級的標準上有歷史傳統的依據。“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的歷史傳統的門第標準，雖然在唐代有些破壞，但不論通過選舉，或通過科舉，舊式的宗法世家依然可以適應新的情況而保障他的固有的特權。唐代統治階級的內訌，便暴露出這一形勢，即誰是不稱制度的，誰是合于制度的，這種爭吵，歸根結底，問題還是土地占有權以及與之相隨的特權的斗爭。

另有一種比較不穩固的土地權力，它既是由于既成形勢而從九等戶加以法律許可的權利，又是在等級地位上僅具備和一般農民的同等占有權。在唐代的新情況中，值得提出的是工商庶族之家，我們把他們專稱為“庶族地主”。這里的“庶”，在身分上區別于勛貴的“爵”。所謂“削爵為庶”，“爵”、“庶”二者是相對待的。這也區別于世族、士族的“士”、“世”，所謂“士庶不類”，在牒譜上也是相對待的。在唐代社會，庶人還是低下的等級，但在某些方面也有些提高。例如，隋唐科舉制度就是適應著財產關系上的某些變化，即由于庶族地主的興起，而訂定的屬于政治權利的一種法制。經典作家告訴我們，品級性地主是束縛著封建經濟的發展的，其頑強的特權形式使土地難于進入流通過程，到了封建制社會瓦解的時候，在農村中才出現了富農式的非品級性地主，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前身。這里說的庶族地主則是僅僅帶有非品級性的色彩的等級，而尚不是非品級性地主。

在中國悠久的封建主義時代，品級性豪族地主始終據有特殊勢力，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這即文獻通考所謂“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邛然以門第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第而用之，……其起自單族匹庶而顯貴者，蓋所罕見。”然而祗要在一定時候，封建的商品生產有些進展，過去地位低下、等級微賤的富有者必然出現于歷史舞臺。他們原來是寒庶或單族（或如王充講的“細族孤門”），其地位和一般庶人或自由農民相同，不享有免租免役之權，一般要對封建國家負擔課役，特別是貢納形態的職役。在唐代，這一等級是列在國家的“課戶”之中的。他們在法律上按“凡人”地位講來，有土地占有權，也有支配奴隸和招引客戶的勢力。他們雖是帶有非品級性色彩的地主，但難轉化成典型的非品級性地主，我們有時可稱他們為“半非品級性地主”。因為他們一旦在政治上取得某些特權，就可改易先祖族望的傳統而攀高結貴，轉而成品級性地主。

如上文所述，工商業者之被許可參與土地的權利，即給予庶族地主以合法的發展機會。九等戶創立之后，他們的等級當在上等戶的地位。玄宗開元敕令曾提到“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返，遞相憑囑，求居下等”的話。天寶敕令把他們的地位和“貧乏之人”加以區別，防止他們改易戶等，逃避戶課。代宗大歷敕令更有對他們加稅二等的話。因此，從他們的戶等，一方面可以看出對封建專制主義國家所負課責之重，他們的地租權被分割之多，即戶婚律疏議所說的“依令，凡差科先富強、后貧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們對一般農民和“賤民”具有一定的奴役的勢力。到了唐代中葉以后，他們和其他特權階級都逾制地蔭附“客戶”了。兩稅法所說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帶有所謂浪漫的空想性，即誤把封建制社會的法律當作形式上平等的東西，誤把財產的多少當作平等法權的標準。但我們從這一法律背后的秘密來分析，就可以了解，所謂“以貧富為差”，實質上只是反對舊傳統的“以身分為差”的代用語罷了。這反映了庶族地主集團在唐代后期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總之，封建統治階級的結構是一種“對直接生產者統治的品級聯合”。隋、唐之際等級制度的變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如前面所講的，皇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在皇帝之下，有皇室親屬、貴族勛舊、官僚、門閥豪族、庶族地主、寺院僧侶地主以及豪商富賈等，所有這些品級，構成了封建的統治階級的聯合。在均田制之下的農民、佃戶、農村傭工以及國家屯田或營田上的屯兵和佃農等，構成了直接生產者階級。所謂浮戶、逃戶、客戶都是從農村中游離出來的農民。至于官戶、雜戶、太常音聲人以及公私奴婢、部曲、客女等，他們的身分比農民低，文書上稱為賤口，也屬于生產者階級。而戶等制正是由于這樣對抗階級的某些等級階梯發生相對變化，才從法律上加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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