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來為大家解答關于賣花老人傳為什么被笑花顛這個問題的知識，還有對于街上賣花的老人也是一樣，很多人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就讓我來為大家分享這個問題，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想查一位為西湖做過貢獻的人。

書名：虞初新志

作者：張潮

卷數：二十卷

創作時間：清初

主要內容：

短篇文言小說集。小說以“虞初”命名，始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載《虞初周說》，張衡《西京賦》稱“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虞初舊釋人名，他是漢武帝時一個方士，后人將他當成“小說家”的始祖，虞初同時也成為了“小說”的代名詞。但明人搜集《續齊諧記》和唐人小說八篇，刻為一書，命名《虞初志》，《四庫全書總目》作《陸氏虞初志》，直以“虞初”作書名。后湯顯祖有《續虞初志》4卷，鄧喬林有《廣虞初志》4卷，大抵裒集前人文章，非自撰寫，清初張潮的《虞初新志》也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匯為一編，共20卷。后鄭澍若又有《虞初續志》12卷。各種“虞初志”都是短篇小說選集。

《虞初新志》所收篇章與以前各家選本有所不同，其中大抵真人真事，不盡是子虛烏有。如魏禧《姜貞毅先生傳》、王思任《徐霞客傳》、吳偉業《柳敬亭傳》都是實有其人其事。至如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銘》就更是真實記載，《虞初新志》所收故事的題材很廣泛，一般都帶有一些奇異的情節或不尋常的事件和人物，如王士禛的《劍俠傳》、彭士望的《九牛壩觀抵戲記》等，最為突出。

《虞初新志》中所收集的不少篇章用小品文的筆調，寫不平凡的人物故事，引人入勝。

代表作：

《琵琶藝人》、《義虎計》、《八大山人傳》、《毛女傳》、《奇女子傳》、《雷州太守》、《核舟記》、《口技》。

刻映：

有康熙年間刻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現被撰入《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故事》。

自西漢張衡在其《西京賦》中寫下了“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諸句后，洛陽虞初這位武帝時的方士侍郎幾乎成為小說家的代稱。至明代嘉、萬間，吳仲虛輯刻《虞初志》、湯顯祖選評《續虞初志》、鄧喬林纂輯《廣虞初志》相繼問世，“虞初”二字，更變成選家編輯文言小說總集時的首選品牌。只是直到清初徽州張潮刊行《虞初新志》，才賦予“虞初”體小說以全新的內容。

張潮，字山來，號心齋居士，歙縣（今屬安徽黃山市轄）人。原居婺源（今屬江西），十世祖于北宋天圣六年（1028）遷居歙之滿田。后有一支移居廣德州建平縣（今安徽郎溪），自石橋府君（？—1607）“卜筑”縣南蔣國村（今蔣固村）。府君生二子，長者復生二子。其子一名習孔（1606—？），一名法孔（1610—1640），前者即為張潮之父。習孔字念難，號黃岳，十一歲喪父，忍饑受寒，成人后“貧劇無聊，漫然回徽”。明崇禎年間為諸生，清順治六年（1649）中進士。從此走上仕途，始家道中興，歷官刑部郎中、按察使司僉事充任山東提學，時在九年（1652）。不幸僅數月即丁母憂，“自此見世途崄巇，絕意仕進”，僑居揚州，一心經營家業。在其四十五歲即順治七年（1650）時，張潮出生。

張潮成長在“田宅風水、奴婢器什、書籍文物”1一應俱全的優裕環境里，因著父親嚴格的家教，沒有沾染官宦富貴人家子弟常見的紈绔習氣。自幼“穎異絕倫，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弱冠補諸生，以文名大江南北”。他雖出生貴介、富于資財，然其“性沉靜，寡嗜欲，不愛濃鮮輕肥，惟愛客，客嘗滿座。淮南富商大賈惟尚豪華，驕縱自處，賢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見。惟居士開門延客，四方士至者，必留飲酒賦詩，經年累月無倦色；貧乏者多資之以往，或囊匱則宛轉以濟：蓋居士未嘗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為之耳”。只可惜累試不第，“以貲為翰林郎，不仕，杜門著書”，先后自著詩文、詞曲、筆記、雜著數十卷，輯成《檀幾叢書》（康熙三十四年刊）、《昭代叢書》（康熙三十六年刊）等中大型叢書。在康熙中后期，人稱其“著作等身，名走四海，雖黔、滇、粵、蜀，僻處荒徼之地，皆知江南有心齋居士矣”2。而給其生前身后帶來海內外聲譽的，則首推《虞初新志》一書的編纂；此書一出，便奠定了其文言小說編選家和批評家的歷史地位。

《虞初新志》二十卷，卷首有輯者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敘”及“凡例”，末為康熙三十九年（1700）“總跋”3。然據學者考證，跋時是書只有八卷，后陸續刊成二十卷，其時約在四十三年（1704）4。先后歷時二十馀年始最終成書，說其耗費了張潮半生心血當不為過5。全書載文一百五十篇左右，所收皆出自明末清初時人之手，以錢謙益、吳偉業、魏禧、周亮工、侯方域、李漁、余懷、王士禛等名人居多；體裁包括傳奇、志怪和志人各類，然以情節曲折、富于文采、篇幅較長的傳奇為主。傳奇諸篇，多以塑造人物見長，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無不有栩栩如生的刻畫和呼之欲出的描狀。該書之問世，在文言小說編纂史上自呈一種別開生面的嶄新容貌，創立了一種獨具品格的小說體類，標志著“虞初”體小說的正式誕生。

在《虞初新志》之前以“虞初”為名的小說集，均有三個共同的特點：從形式上看，皆為纂輯而成，而非獨家著述；從內容上看，多為漢唐作品，均無時人之作；從取材上看，多采自小說專書，罕選于作家文集。故晚明問世的《虞初志》及其續、廣，不僅互相之間缺乏新意，與同時刊行之楊循吉輯《雪窗譚異》、汪云程輯《逸史搜奇》相比，也毫無特色。如果“虞初志”沿此道路編選下去，無論摻否“新”、“續”之類的字眼，亦只能是漢魏唐宋筆記、傳奇小說選而已；長此以往，也難以為繼（古人之作總有窮盡時）。而藝術追求、出版眼光和文化傳統、商業意識與前人皆有所不同的歙人張潮，自不會重蹈明代“虞初志”之舊途。就藝術追求而論，張潮認為文人學士平時創作閱讀所取資者無非“經傳子史”或“世說稗官”，此類文獻“未免數見而不鮮，抑亦常談而多復”，而其崇尚的是“任誕矜奇，率皆實事；搜神拈異，絕不雷同”。其藝術喜好是：形象的放誕孤高，皆有現實基礎；題材的神奇怪異，力避類似前人。就文化傳統而論，自明中葉以來，徽州人士挾雄厚資財進軍出版領域，于編選、刊刻兩擅其勝。在文言小說的編刊上，尤有驕人的成績，如《逸史搜奇》、《廣艷異編》、《舌華錄》，便分別出自歙人汪云程、吳大震、曹臣之手；并且，除了為增廣署名“王世貞編”《艷異編》而纂的第二種僅有一種版本外，前后兩種皆有不錯的刊行記錄。降至張潮，寓居揚州這一文化和商業的繁盛都市，借鑒其邑前輩編選和出版方面的經驗得失,決定以“虞初”之舊瓶，裝時代之新酒，即所謂“效《虞初》之選輯……舊調翻新”。具體說來，“新志”較之前此“虞初”諸選，有著以下一些明顯特點：

一、“文多時賢”、“事多近代”

《虞初新志》各篇作者皆為清初人氏，今可考者出生最早似為張明弼（1584—1652）；其馀諸人，部分生于明崇禎年間，部分與張潮生年仿佛。其中既有聲震一代的文豪名宿，亦有不見經傳的寒士窮儒；既有張氏友人（如吳肅公、陳鼎、陸次云等）及友人之子（王晫子言），亦有姓名無考的所謂“失名”者：故云“已經入選者，盡多素不相知；將來授梓者，何必盡皆舊識”。全書共涉有姓作者約八十人，“失名”作者五篇，足見張潮的編選視閾是相當寬闊的。與“文多時賢”相伴隨的特點是“事多近代”，該書所選小說，記述明末人事者約三之一，記述清初時事者約三之二，更有《大鐵椎傳》、《林四娘記》、《客窗涉筆》、《樵書》、《邵士梅傳》、《劉醫記》、《會仙記》、《事觚》、《名捕傳》近二十篇，直記康熙年間種種人情事理。難能可貴的是，其書對反映易代之際遺民之悲憤（如《姜貞毅先生傳》）和百姓之流離（如《書戚三郎事》）的有關篇什，亦大膽采入，表現出與主流社會正統思想的背離。此外，多注意選入贊揚動物之“忠”“烈”的作品，如《義猴傳》、《義虎記》、《義犬記》、《烈狐傳》、《義牛傳》等，與明遺民吳肅公編撰小說《闡義》同一指歸。其用意正如張潮于《象記》一篇后所下批語：“聞象房群象皆行清禮，三跪九叩首；獨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云。因錄此文，附記于此。”雖云“附記”，實點明主旨。

二、小說主角，多出下層

作為當時人寫當時事之書，編選者在注意網羅一個時代眾生群像的同時，對當時的非主流社會人物和社會下層小民尤為刻意地加以采納。占據各篇中心地位的，多是闖蕩江湖的豪客，如大鐵椎、汪十四、秦淮健兒、雷州盜、《記盜》“名士之盜”、萬夫雄、劍俠、髯參軍、保定名捕等；艷聲一代的名姬，如董小宛、陳小憐、柳如是、王翠翹、陳圓圓、李香君等；以伎立身的藝人，如《秋聲詩自序》口技者、《湯琵琶傳》《焚琴子傳》《嘯翁傳》演奏家、《柳敬亭傳》說書人、《武風子傳》微雕者、《薜衣道人傳》《劉醫記》醫生、《九牛壩觀抵戲記》《馬伶傳》演員、《寄暢園聞歌記》曲師、《張南垣傳》園藝師、《黃履莊小傳》工匠、《戴文進小傳》《劉酒傳》畫師、《過百齡傳》《柳軒叢談》棋手、《書姜次公印章前》篆刻家、《書鄭仰田事》卜者等；狷介孤高的異士，如徐霞客、盛此公、顧玉川、宋連璧、四氏子、魯顛、花隱道人、江石蕓、耕云子、李一足、沈孚中、愛鐵道人、狗皮道士、活死人、彭望祖、張南村等；廁身市井的小民，如《賣酒者傳》酒保、《一瓢子傳》酒徒、《賣花老人傳》賣花者、《乞者王翁傳》《孝丐傳》《李丐傳》乞丐、《郭老仆墓志銘》《啞孝子傳》傭仆、《髯樵子傳》打柴人、《趙希乾傳》織工等。對這些傳統小說較少涉及、尤少正面反映的文學形象，《虞初新志》諸作者則不吝給予其對敬業求精的褒獎、特立獨行的賞識、盜亦有道的體念、純情至性的謳歌、窮愁潦倒的憐恤、異端畸行的默許、山水聲色的愛好和雕蟲絕技的贊嘆，從中不難看出產生于揚州這個商業經濟繁榮和市民階層發達之土壤的新思想，對寓居其間的編輯出版家的曲折影響。

三、“文集為多，間及筆記”

雖然《虞初新志》有部分篇目是采自時人的筆記雜著，如《皇華紀聞》、《北墅奇書》、《客窗涉筆》、《聞見卮言》、《樵書》、《湖壖雜記》、《觚賸》、《圣師錄》、《讱庵偶筆》等，此乃“蓋仿前人（指明代“虞初”輯者——引者注）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6，但主要是選材于當代人的文章別集和總集之中。此徑一辟，不僅使自身與前此同名之作的聯系砉然中開，也給后此“虞初”體小說集的編纂找尋到蘊涵豐厚的一脈富礦；而總體上文章家高人一籌的文學修養和碑傳文與生俱來的創作個性，又賦予“虞初”小說一種凝練古雅的文字風格、一種傳記小說的敘事筆調。此種以文集為主、以“傳布奇文”為主的嘗試，從此成為“虞初”小說共同遵行的編選方式，如嘉慶鄭澍若輯《虞初續志》、民國胡懷琛輯《虞初近志》，便分別聲明所取乃“國朝各名家文集暨說部等書”或“所輯文集為多，間及筆記”。在盛行以傳奇法志怪的“聊齋”體、志怪和考辯兼融的“閱微”體的清代小說界，“虞初”體（包括未冠以“虞初”字眼的陳世箴輯《敏求軒述記》、俞樾輯《薈萃編》等）之所以能獨張一軍，躋身“三大創作家數”之一7，與篇目主要來源于文集關系至密。當然，《虞初新志》之所以能做到選篇以“文集為多”，也是與時代的文學風氣互為桴鼓之應的。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在論及其時傳奇創作現象時，曾指出：“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蓋傳奇風韻，明末實彌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8所論甚合明末清初文集的創作實情，如徐芳除了有筆記專書《諾皋廣志》，其文集《懸榻編》卷六便收錄一組題為《荷山外紀》的文字，具體是“紀報”二十三篇、“紀異”十六篇、“紀夢”九篇；陳玉璂《學文堂文集》卷十六有《雜著》二十五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頗類小說的。即使說它們是文集中的小說集，亦不為過。

四、序跋批語，“闡發揄揚”

作家創作固然是閱讀欣賞的前提條件，但編輯出版也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必備橋梁。尤其像散見于個人文集中的零星之作，有無專人按一定標準、眼光和方式將之聚攏刪汰，其社會影響力是決然不同的；而一部文出眾手的作品集，其水平與價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編者而非作者。編者對全書的總體設計和對眾多小說的審美評價，將賦予該書獨特的美學個性。張潮編選《虞初新志》的一個顯著特色是，他不僅通過序跋凡例，昭示自己的選材要求、藝術標準和審美感受即編輯思想，如“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核，文雋而工，寫照傳神，仿摹畢肖，誠所謂古有而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無，竟為事之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愕，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僅得其似也”；而且借助篇末批語，隨時宣講自己的人生態度、文學主張、小說觀念，即所謂“觸目賞心，漫附數言于篇末；揮毫拍案，忽加贅語于幅馀；或評其事而激昂慷慨，或賞其文而咨嗟唱嘆”。從序跋批語中我們看到，張潮向有 “素嗜探奇，尤耽考異” 之性，自康熙十三年（1674） 、三十八年（1699）兩遇家難9之后，更生“ 窮愁而著書” 之念，從而又強化了“性好幽奇，衷多感憤”的主觀傾向。這種主觀傾向，借助有關序跋凡例、篇末批語與入選各篇的互相配伍，也使出自眾手的各篇在風采各異的同時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共性，使全書有很強的整體感，顯示出編選者的總體構思、內容取舍和美學好惡。通過序跋凡例、篇末批語的“闡發揄揚”，也表現出張潮對小說批評理論的創獲，尤其是其以“事奇而核”為中心論題材處理的辨證關系，以“寫照傳神，仿摹畢肖”為標準論人物塑造的美學原則，以“心開神釋，色飛眉舞”為取向論小說欣賞的愉悅功能10，都是對文言小說創作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建樹，值得借鑒與探討。雖然湯顯祖續《虞初志》時已于篇末多下數句短評，但由編者在凡例中明確批語與各篇的關系，并通過序跋批評來強化全書總體特色和整體意識，則自張潮始。可以說是張潮將編者自撰篇末批語定型為“虞初”體的模式之一。

五、編纂著錄，詳備精善

以歷史的眼光在體例上衡估《虞初新志》，該書也甚少可供挑剔之處，其文獻意識在今天仍不乏值得師法的價值。自明代中期始，商業觀念的膨脹導致編書之業的泛濫，雜湊成書，東拼西抄，假托名人，胡批亂點。就小說集的編刊來說，導致的顯著弊端便是選文不注出處，以充內容全新。對這一“明人窠臼”11，張潮有意予以突破，他在卷首目錄中盡己所能對所選各篇注明出處，如卷十七的六篇便分別標明：《記袁生遇仙始末》《松皋文鈔》，《閔孝子傳》《退庵稿》，《人觚》、《事觚》、《物觚》《觚賸續編》，《名捕傳》《書影》。這種著錄其價值是多方面的，即以此卷論，《退庵稿》為上元吳晉撰（似已不傳）；《觚賸續編》為康熙四十一年（1702）閏六月自序本；《名捕傳》之源向不為人所知：或有助于了解清代文集的存佚，或有裨于考證“新志”編刊的過程，或為探究《名捕傳》作者其人提供了線索（作者姚某為周亮工友，文見《書影》卷八）。綜合其注，《虞初新志》有四個來源：選自“本書”（即篇名與書名一致，多為筆記雜著），選自總集（如《文津》、《古今文繪》），選自別集（此類量最大），選自“郵寄抄本”或“手授抄本”（正與凡例“速祈惠教”、“早郵珠玉”呼吁相應）。體例之善其次表現在對有關作者于目錄中詳注籍貫和字號，如卷七，于并列三篇《化虎記》、《義犬記》、《奇女子傳》的同一作者名下，分別署作：“豫章徐芳”、“旴江徐芳”、“建昌徐芳”12；在字號的著錄上，張潮也有意擴大信息量，如卷十五所收《書鈿閣女子印章前》等三篇，各署作“周亮工元亮”、“周亮工櫟園”、“周亮工減齋”，便全面交代了周氏的字與號。此外，體例之善還表現在通過《凡例》十則詳細介紹內容特點、編輯思路、刊行方式，使得讀者在翻閱之初即可對全書風貌有一基本了解。

《虞初新志》的編刊之所以歷時二十馀年，是因為有著一個“隨到隨評”、隨選隨刻、遞補遞印的過程。由于史料的缺乏，其生前最后刊行本或選定本的詳盡面貌，今已很難確切描述。考慮到張潮晚年已家產蕩然，康熙四十五年（1706）時所作《奚囊寸錦》已“剞劂無貲”13，早已沒有初輯“新志”時昭示天下“自當任剞劂之費，不望惠梨棗之資”的豪氣了，全書即使均已刻成，是否有力印行也值得懷疑。就現存文獻來看，只知今人所謂“清康熙刻本”，凡所寓目者皆非原刊面貌：從王士禛寫作正，必是雍正之后始有之事；從所收方苞文有金兆燕（1718—約1789）評語，至早亦應出自乾隆初年（參鄧長風文）；然從“丘”字尚不避諱，似又非雍正三年后之物。自乾隆之后，雖奉飭“抽版”銷毀錢謙益文，仍暢行于世，代有重刻，至嘉慶初已達“幾于家有其書”之盛14。很快便傳至東瀛，并有和刻本傳世（有日本文政六年[1823]京師植邑藤右衛門刻本）。同時，續編之作自嘉慶至民國縷縷不絕，蔚然而成“虞初”體小說系列大觀。至于創始人張潮，不知何時已悄然長逝，一說時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15。不過與許多家道中落的舊時文人相比，張潮還算是十分幸運的，不僅文集《心齋聊復集》、小品《幽夢影》、雜劇散曲集《筆歌》等個人著述十馀種今皆存世，所輯之書更為其贏得了悠久的身后之名，其中《虞初新志》至今仍為喜愛和研究清代文言小說者所重視。

陳鼎的 虞初新志八大仙人轉 原文及翻譯外加詞語解釋 要快

《虞初新志》“文多時賢”、“事多近代”，并以“奇而核”為標準，比較真實地反映當時士人的生活風貌和思想情趣。本文探討了狷介孤高之異士的怨世、闖蕩江湖之豪客的避世和廁身市井之小民的玩世心態，并從主情、尚奇、崇俠的文化意蘊上做進一步探析。 w* |; S7 c, P$ ^9 A/ M

張潮（1650—1707年之后），字山來，號心齋，又號三在道人，安徽歙縣南蔣國村人。清初著名的小說家、刻書家，著述頗豐，有《心齋雜俎》、《花影詞》、《聊復集》、《七療》、《幽夢影》等二十多種存世著作。在清初文壇，享有很高的聲譽，其流風遺韻，給后世留下了很深的影響。“虞初體”小說的開創是其在文學上的影響之一。繼明湯顯祖選輯的《虞初志》之后，張潮在唐人軼事之外，廣搜當代之人，當代之事，編成了富有現實性和新鮮感的《虞初新志》。這部在清代初年最有代表性的傳奇小說集，很快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前賢時俊對《虞初新志》小說體制的創新及其表現的小說觀頗有研究，而對其表現的士人心態尚無深探。本文著意于此，并從文化意蘊上予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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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4 M( k/ { o: C ] 《虞初新志》用志人筆法，描繪了一幅時代眾生群像圖，把清初士人形態，“摹仿畢肖”（張潮《虞初新志自序》），（注：本文所引《虞初新志》版本為上海書店1986年版，下不出注。）他們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有時代的共性。概括起來，大致有三類：怨世的狷介孤高之異士、避世的闖蕩江湖之豪客和玩世的廁身市井之小民。

2 h/ n" n: x7 y/ E 怨世的狷介孤高之異士。明末清初，社會變動異常激烈，政治黑暗到了極點，滿族的統治，使漢族士人心理普遍失衡，表現出一種怨世的心態，在憤懣與壓抑的環境里，一些士人以異端畸行行世，以彌補失落的心理。《虞初新志》不乏諸如此類似瘋似狂者，如《武風子傳》中的武恬，性好閑，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凡游藝雜技，過目不忘。以繪畫名天下，擅長在滇箸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人奇之，每得其雙箸，爭購錢數百。“流賊”索取，武風子匿而不出，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流賊”系之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片言就將一個“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武風子形象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八大山人傳》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穎異絕倫，善詼諧，喜議論，娓娓不倦。甲申，國亡父卒，山人承父志，亦喑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又如《魯顛傳》中魯顛，獨行吳越間，裸行，上身披一破布，下身著厚絮裙，污重染，從不更換，以示與世不同污。

, l3 |8 x, W* g, H7 P! d 小說中的士人們以“異端”自居，顯露出了作者的一種故國之思、興亡之感，“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郁之態，宜其箸之不輕作也”（張潮《武風子傳跋》）；八大山人“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陳鼎《八大山人傳》）

' ^7 m6 O1 z7 C1 O7 c 怨世心態還表現為士人借作品隱露出一種反抗之志，旁見側出，借故事中意象抒發感慨，如林璐《象記》，寫崇禎時選用大象作禁衛，后明亡，“皇朝定鼎，征貢象”之時，一象抗命不尊，“呼之不至”，數日后昂然來取其偶，守土者設大炮相威脅，并以“今天子神圣”云云相威脅，象鎮定自若，寧愿赴死，不肯入貢。作者于篇末議論云：“愛妻并愛吾身”，“而今見之于一象”。隱喻眷戀故國、不愿仕清的明之遺民，其義自明。林璐，字玉逵，號鹿庵，浙江錢塘人，明末諸生。朝廷選用大象作禁衛，完全是作者用作影射的巧妙構思，寓意不屈仕新朝的民族氣節。而變節者更為士人抨擊的對象，徐芳《義犬記》寫一犬奮不顧身，為主人伸冤報仇，表現了對主人的忠心，篇末作者議論說：“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則應猝而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辨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感慨人不如犬，人不如獸，自然可以說明當時世情之澆薄，而“遇變則渝”，“應猝則亂”，表現了作者徐芳對那些甘心作滿族新貴走狗奴才者的痛恨和諷刺。

6 K. l: O1 M" X u+ J2 ^ 避世的闖蕩江湖之豪客。清兵入關之后，進軍江南各地，大肆燒殺搶掠，造成廣大人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如周亮工《書戚三郎事》中的戚三郎身被十三創，還被砍了頭的悲慘景象，就充分暴露了滿清統治者的殘暴。世衰道微，政治黑暗，士人深表不滿，并有深刻的批判。懾于統治階級的殘暴，一些士人淡于進取，但不失豪情，卻以俠氣染蕩末世之邪惡。《大鐵錐傳》中的大鐵錐，因手持大鐵錐而得名。他力大無窮，識見高遠，卻所遇不偶。諸響馬擁他作領袖，遭他拒絕。投奔宋將軍門下，又“皆不足用”，毅然離去，流落江湖，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嘆，三稱“吾去矣”，語氣中透示出意氣雄健、磊落坦蕩的豪俠英風。又如《汪十四傳》中的汪十四，“有燕趙之風”，往來西蜀山中，保護客商行旅，行文曲折跌宕，雄風慷慨，意象豪壯。即使寫其思退之語，“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仍不失壯士本色，氣象宏大，沒有絲毫文人式的感嘆傷悲，言語風格和人物性格相合無間。8 `* a6 F+ A+ l# Q9 x$ }! \: e

《虞初新志》中不乏女俠，如《名捕傳》中的名捕婦。名捕夫婦遇賊劫供銀，夫患病在身，婦“更束馬肚，結縛裙鞴”，攘臂“絕塵而去，順風呼賊”，賊發五箭，婦以彈撥箭，箭急落地，急發一彈殺人，又揮斥斫殺一人，賊驚惶失措，“置銀，舁尸而逃”。諸捕“舁銀而還”，婦“猶旖旎尋常”。片言只語，描繪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勾勒出了一個動若脫兔、靜若處子的俠女形象。+ Z* V. e/ k6 \* @5 m+ s1 z

除此之外，還有《李一足傳》中既孝亦俠的李一足，《髯焦傳》中見義必為，矢志不屈的髯焦，《劍俠傳》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二劍俠，《王義士傳》中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的王義士，《髯參軍傳》中人稱真奇杰非常之士的髯參軍等等。1 E) ]: C, z0 ~" Y# s5 r

即使擋路搶劫的強盜，也盜亦有道，《雷州盜記》寫雷州太守金陵某人，赴任途中被強盜所殺，盜即假冒其名而就其職，“甚廉干，有治狀”，后被太守之子知其情，盜即被械殺。盜假冒太守之后，為官清廉，受人民歡迎，反映了當時官吏的腐敗無能。正如時人所說：“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次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即猶愈他守也。”（徐芳《雷州盜記》）

) K6 S) ?9 \( e 現實中的無奈使士人只能希冀仗劍豪俠的俠士來懲惡揚善，匡正扶弱，通過俠士精神來慰藉自己的心靈。避世心態背后反映出了士人渴望太平之世的愿望。* q( i/ \! `2 e. O" } @! y+ z7 H

玩世的廁身市井之小民。明清之際的文人因處在政治風云劇變、天崩地坼的鼎革時期，歷盡世變滄桑，籠罩在他們心頭的，常是一種刻骨銘心的迷惘與感傷情緒。在動蕩不安、朝不保夕的困境中，在當時文禁森嚴的高壓政策下，有些士人采取了回避重大的、敏感的政治題材的策略，轉而另辟蹊徑，將目光投入世俗生活。其中以“名士風流”標榜的市井小民，他們關注自我，專注自身，追尋玩世的樂趣，如《一瓢子傳》中的一瓢道人，性嗜酒，善畫龍，敝衣逢跣，擔筇竹枚，游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群兒聚詬以為樂。《狗皮道士傳》中的狗皮道士，冠道冠，躡赤鳥，披狗皮，作犬吠聲，酷相類。張獻忠入寇，作犬吠聲，侮弄張獻忠如襁褓小兒。所謂：“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張潮《狗皮道士傳跋》）又如《賣花老人傳》中的賣花老人，“以種草花為業，家嘗有五色瓜”，“朝晨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飲。市人笑為花顛。”" O* x% u7 f/ |6 B6 t

還有專攻自己的技藝，并以此為樂者，如《湯琵琶傳》中的湯應曾，有極高的琵琶演奏技藝，人稱湯琵琶。“著名大梁間，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柳敬亭傳》中的柳敬亭，善談論，“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于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他們的行為突破了傳統禮教的藩籬，表現出了一種“狂誕”性格，有魏晉士人之風。

8 l( i1 h# f5 z* i+ x 同時，《虞初新志》或為實錄，或作虛構，記述了明亡后一些士人入道學仙的生活，表現了他們“清凈無為”的處世態度。如陳鼎的《彭望祖傳》，主要講彭望祖得丹書三卷，熟讀之后則成飛仙。明亡后棄舉子業，往游江南，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望祖乘龍而去，半夜而返回。作者很向往那種生活，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游戲人生”。常感嘆無緣與其相遇。又如《活死人傳》寫活死人愛本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山學仙，十年道成；后活埋土穴，三年而死。也表現了作者對“清靜無為”思想的認同。

! [( |8 `0 Y! G3 r6 N 《看花述異記》寫作者睡夢中走進了一個鮮花爛漫、云霞縹緲的環境之中，會見了一個個古代的仙人、才子、美人，歌頌、贊美了她們美麗的容貌，優美的心靈和奇才異能。作者把發生在不同時代與環境的故事，安排在同一個虛幻的境界里，編織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刻畫她們形象，表現她們心靈。作者與她們同脈搏、共享樂，生動地表現了作者愛才、愛美之心，給人以美好的感受，也為自己心靈創造了一方凈土。諸如此類的作品在《虞初新志》中有不少，展現了士人們在另一種生活中尋找自己的欲望。

/ b$ } [0 x: @1 s7 i: s 正如張潮《虞初新志自序》所言：“其文多時賢”，所收作品有姓名作者約八十人，“佚名”作者五人，大多為清初人氏，部分出生于明崇禎年間，部分與張潮出生仿佛；“其事多近代”，其中記述明末事者約三分之一，記述清初事者約三分之二，有近二十篇直記康熙年間人情事理；以“事奇而核”為標準，比較真實地反映當時士人的生活風貌和思想情趣，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士人各種心態，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們對當時政府不滿之情。因而，具有深入研究價值。 G: b4 D+ h9 h)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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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 u0 @7 i1 }

《虞初新志》能成功地表現當時士人心態并非偶然，有著豐富的文化意蘊。我們將其置于中國傳統文化與清初文化的縱橫交錯點上，從其文化心態入手去探索詮解其中所蘊含的文化意蘊，就會有新的體悟和發現。5 u3 l% R; T9 E9 O1 l" V8 h7 w

直抒胸臆，放性任情，張揚個人情感是其文化底蘊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是一個斑斕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氣象和審美情趣作為支撐依托，顯示出特異的風韻和色彩。這里很少有對飄逸高寄、簡淡玄遠生命情趣的玩味，更多的是憂患意識浸染后的社會使命感、責任感的流露；這里很少再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避害畏禍的惴惴不安，取而代之的是慷慨陳詞，以不可一世的氣魄評論國事，張揚靈知。

2 w6 b. h$ a1 [4 m 言情，是明末清初士人的一大追求，從哲學到政治到文學，無不顯示出言情的蹤跡。這一時期的文人論述及文學創作也都以情為出發點，主張文學的命脈是情，文學的任務是抒情。萬歷名士吳從先說：“情也者，文之司命也”（《小窗艷記序》）。湯顯祖則言：“世總為情，情生詩歌。”（注：湯顯祖《耳伯麻姑游詩序》，徐朔方箋校《湯顯祖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0頁。）此時的人們，情感至上。在尊情思潮影響之下，明末清初的文學園地里盛開出一朵朵閃耀真情的奇葩，詩文、小說的創作都以情感為綱。被張潮稱為“一部悟書的《西游記》，一部怒書的《水滸傳》，一部哀書的《金瓶梅》”，（注：張潮著，羅剛、張鐵弓譯注《幽夢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第85頁。）以描寫人物的情感見長，蘊含著作者的大悲大憤、大徹大悟的感情體驗。這些作品不求藏之名山，經世致用，只為自由地抒發自己的喜樂哀怒之情，所以也不刻意追求內容的倫理與為文的哲理性，而是放性任情，恣意行文，直抒胸臆。. C' J( Y. W( G' B

主情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張潮，曾曰：“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一世界。”（注：張潮著，羅剛、張鐵弓譯注《幽夢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第85頁。）《虞初新志》以文采風流為宗旨，特別關注愛情、豪俠、畸人、隱逸，意識形態領域有相對的自由，少一些拘束，多一些灑脫，作品中浸染著他的主情思想。首先，男女愛情是其要表現的性情之一。“紅顏薄命，千古傷心”的小青，“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張潮《小青傳跋》），表現出青年男女對自由愛情的追求。《虞初新志》中的佳人與名士之間的關系，多涉及男女風情，給人以風流倜儻之感。比如柳如是與錢謙益：“柳既歸守伯，相得歡甚，題花詠柳，殆無虛日。”（徐芳《柳夫人小傳》）其中的名士癡于情，深于情。董小宛歿后，“辟疆哭之曰：‘事不知姬死而吾死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張明弼《冒姬董小宛傳》）張靈因思念天各一方的崔瑩，嘔血不止，三日后去世（黃周星《補張靈、崔瑩合傳》）。太恨生因情癡而得心疾（徐瑤《太恨生傳》）。足見士人們對感情的忠貞和癡情。

% V% \/ w) x1 c# I 其次，諸作者喜以名士自居，流連聲色，欣賞畸人，豪縱倜儻，不為時俗所牽。他們對下層社會的畸人興趣極濃，如對《魯顛傳》中的魯顛，突出了其異端畸行。他“懸足架上，垂首臥”，世人以為怪異，而在作者眼中卻是超凡脫俗的奇人。《劉酒傳》中劉酒之嗜酒，“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凸顯其嗜酒之性。張潮的這種適世娛世之情還表現在對藝人及其技藝的大力張揚上，如柳敬亭的“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湯琵琶所彈琵琶，“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由此可見，《虞初新志》所道“甘食悅色人情”，所談“嗜好之性，皆出自然”，表達了張潮“聊抒興趣，既自怡悅”（張潮《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跋》）之情。. _ h( X* Y$ s1 `+ V! ^7 Y/ Q

性好幽奇，搜神記異，喜人談鬼，以抒發內心積郁和苦悶是其文化底蘊之一。好奇尚異是我國古典小說創作的一大美學特點。僅從《列異傳》（曹丕）、《搜神記》（干寶）、《異苑》（劉敬叔）、《玄怪錄》（牛僧孺）和《傳奇》（裴櫆）等書名中，可以窺見這種藝術風尚的由來已久，實已成為中國古典文學重要的民族特色。因此，在文學批評史上，形成了一種尚奇的藝術觀。

9 I* J5 O) m1 Q; N$ I- e+ | 清王朝中央政權逐漸鞏固，加強了對文人言論自由的控制，于是一些作家乃通過搜神談鬼以抒發內心的積郁和苦悶。宋起鳳于“隆替變革之故，稔熟見聞”，乃撰作《稗說》，“聊以排除客游窮愁之感”。（注：宋起鳳《稗說》，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當時迷信鬼神的風氣盛行，社會上流行著形形色色的鬼狐神怪故事。與時代的文學風氣桴鼓相應，文人喜搜神記異，任誕矜奇。如蒲松齡說他“雅愛搜神”，“喜人談鬼”（注：蒲松齡《聊齋志異自序》，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頁。）；東軒主人說他“閑居多暇”，“輒求異聞，以資嗢噱”（注：東軒主人《述異記自序》，《述異記》，《說鈴后集》本。）；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說鈕琇“喜談神怪，以征其詭”（注：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商務書館1959年版，第1319頁。）。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蓋傳奇風韻，明末實彌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頁。）: ]- k9 v2 y) f8 R% q# t

張潮亦是“尚奇”者，在《虞初新志凡例》中曰：“性好幽奇，衷多感憤。故神仙英杰，寓意《四懷》；外史奇文，寫心一啟（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懷詩》及《征選外史啟》）。生平罕逢秘本，不憚假抄；偶爾得遇異書，輒為求購。”他認為“離奇詭異”之文，方能“引人著勝”。曾曰：- o7 \% Z- n/ M+ @4 X+ ], z! e* x

……況天壤間浩氣卷舒，鼓蕩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無；古之所無，忽為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夷堅》、《艷異》所載者為奇矣。3 t) y, ^ R( i% U- G' ]6 Q3 p

借“才子、佳人、英雄、神仙”等“幽奇”題材寫“感憤”，這是張潮的重“奇”思想的表現。《虞初新志》選材原則是“表彰軼事，傳布奇文”，寫豪俠、寫異士、寫小民，以“奇”作為他們的共同點。張潮的篇末評語一再對此加以強調，如：“敘次生動，覺人奇情躍然紙上。”（《徐霞客傳跋》）“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張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諸人僅工詩文，而此公復能書，則尤奇也。”（《盛此公傳跋》）“吾鄉有此異人，大是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汪十四傳跋》）

4 H4 K; t# j8 L7 w' ^' \ 為了突出其獵“奇”的思想，抒發其憤懣，張潮強調以“核”來增強感情的真摯。《虞初新志自序》提出“事奇而核”。“核”即真實，多是指事物的實際存在性兼有按照事物本來面目予以反映的意思：“誠所謂古有而今不必無，竟為事之所有者。”愈“奇”之事，愈需要“核”之理，“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愕，無端而欲歌欲泣”。如《奇女子傳》寫某女子被兵卒王某擄去他鄉為妾，該女子后待王某從軍遠行時，設計逃歸故里，奇計奇行，卻合情合理，故深得張潮贊許而稱之為“妙”。凡此可見，張潮面對著令人失望，無法立足的社會現實，借助“一切荒誕奇僻”之事，“縱橫俯仰，開拓心胸”，表達了他對人生真諦的睿智深刻思考，對實現理想精神的熱切希冀，對至真至美人生自由境界的執著追求。其中所孕含的豐富文化意蘊，至今仍值得人們去深思體味。

" Q" {) {. B4 d, _9 w: Q+ @$ m 呼喚豪俠精神，以俠氣染蕩末世之邪惡，洗刷儒生之酸氣，補償文人之心理，這是其文化意蘊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時代現象是：整個官場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盡升遷”的黑白顛倒，整個社會是“流賊徒蜀敗奔”；“張獻中屠戮楚中，麻城人為賊所殺，魂走川中”，動蕩不安；人們的心態是對金錢趨之若鶩，對道德棄若敝屣的末世心態。士人無力挽救這個“貓鼠同眠”的時代，對統治者也沒多少奢望，只希冀仗劍豪俠的俠士來懲惡揚善，匡正扶弱。正如張潮所說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幽夢影》）“有劍須掛烈士鞴，不平肯為人間留。”（注：張潮《雜興》，轉引自潘承玉《張潮：從歷史塵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詩壇怪杰》，《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 V1 K/ y% L7 {0 z" z$ G

“俠”的概念，古已有之，它最早見于戰國時期《韓非子·五蠹》中：“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注：李誠、勾承益譯注《〈韓非子〉白話今譯》，中國書店1994年版，第644頁。）敢以高超的武藝觸犯國家的禁令，其行為不受王法的約束，謂之俠。“俠”的出現與“儒生”相對，以武勇雄豪為特征，有英雄之氣，可補儒生之不足。豪俠，這一類人多出身于下層貧民，家無恒產，性愛行俠，日常行事多有義舉，成為處于困境中人們的精神支柱。在傳統文化中，俠士受到歷代文人乃至大眾的褒揚，特別是到了“綱紀廢弛”的封建末世，俠士的活動舞臺更廣闊了，重要性也增加了，時代在迫切呼喚俠士出來主持公道。正如柳亞子詩所云：“亂世天教重俠游”。（注：柳亞子《題錢劍秋〈秋燈劍影圖〉》，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頁。）有鑒于此，張潮適應時代的呼喚，滿足大眾心理，獨具匠心地塑造了一批俠士典型。《虞初新志》中除了“有燕趙之風”的汪十四之外，其中的藝人、佳人、小民、異士都具有豪俠之氣，如著名藝人柳敬亭“為人排患解紛率類此，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不以“奇技淫巧以悅賊”的武風子；“尚俠輕財，急人困”的高昽；就連其中的妓女也充滿著俠氣，如江南名妓李香，俠而慧，知書達理，不阿權貴，感情專一，對東林黨深惡痛絕，對民族事業卻是一番豪情。俠士成為當時人們心目中能迅速掃清社會惡勢力的一個有力依靠，想憑借他們滌蕩社會之陰霾，沖洗儒生之酸腐，強壯民族之精神，一吐積郁在文人大眾心頭的抑郁不平之氣。

4 N; h+ }7 Z! z% O f2 x4 h 從中國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境界來說，儒生之書與俠士之劍能互補統一，方為佳境。張潮的人生理想境界亦如此，從氣質稟賦來看，他身上不乏豪氣爽朗的風采。如其《四懷詩》所吟：“我所懷兮在英雄，豪俠慷慨氣貫虹。秋郊擊劍報知己，揮金那顧家計窮。奈何我生交不獲，生生塊壘憑誰釋？不及生當中古時，椎埋屠狗皆堪容。”（注：張潮《雜興》，轉引自潘承玉《張潮：從歷史塵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詩壇怪杰》，《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張潮所尚“俠”的實際內涵顯現出十分明顯的市民文化氣息，在他心目中“俠”成為一個見義勇為、扶危濟困的基本市民道德理念的載體，具有普遍性與平民化的鮮明特點。《虞初新志》中豪俠、隱逸，畛域不甚分明：或由俠而隱，或亦隱亦俠。隱居是性情激烈的一種表示，為世俗所激，不愿同流合污，這就通于俠了，如花隱道人，“慕朱家、郭解為人，尚俠輕財，急人困”。這既是一種人格力量的凝聚，一種豪俠精神的象征，一種文化傳統的載體，又是由“綱紀廢弛”的污濁塵世到不受王法束縛的世外桃源的過渡橋梁。

賣花老人傳文言文翻譯

賣花老人，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家住在揚州城瓊花觀的后面，有三件茅草屋，旁邊有座小閣子。屋子里茶碗爐灶，桌案繩床全都清爽整潔。柴門之中，有二畝見方的土地，老人以種草種花為職業。家中曾種有五色瓜，他說這是昔日揚州人邵平種的。他所種植的芍藥、玫瑰、虞美人、罌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有十幾種之多。早晨他挑著花坐在向紅橋賣。碰上文人墨客，就贈送花來換首詩而回去。有時碰上凡夫俗子買花，就一定太高花價好幾倍，賣得的錢就買酒痛飲大醉。剩下的錢就發給乞丐。市場上的人嘲笑他說他是花瘋子。

賣花老人曾經渡過江九天，有十來天沒有回去。有人問他，他回答說：我只是去鐵甕城去探訪老朋友了殷七七罷了。他袖子中間拿出杜鵑花一枝，鮮紅芬芳令人憐愛。和他來往的人中有筆道人、玨道人，他們把下圍棋煮香茗為作為樂事。玨道人，估計就是唐代廣陵人李玨，就是那位靠販賣大米而成仙的人。筆道人，估計是宋朝建炎年間顏筆仙耳。昔日在瓊花觀中，有一個叫黃冠的人拿一軸圖畫獻給帥守。所寫之字全都是云章鳥篆，不認識。帥守就派人跟隨之，竟進觀后面天井中玉勾洞天深處。

相傳老人或許成為了童子，或許成了黃鶴，在這里已經千年了。認識的說他就是皇冠的后身。

虞初新志·郭貓兒 部分譯文

揚州有個叫郭貓兒的，擅長口技，他的兒子則精通戲術，名士、鄉紳都很喜歡與之交往。我（《虞初續志》作者鄭澍若）在揚州時，某次參加一場宴會，郭貓兒也應邀出席。及至酒過三巡，一位朋友偕同郭貓兒站起來，請主人允許略獻薄技以助興，主人爽快地答應了。

郭貓兒於是在宴席右側擺設圍屏數扇，不置燈燭，坐於屏后，主客也安靜下來，等著表演開始。一陣悄無聲息后，突然，觀眾聽見有兩人於途中相遇，作揖行禮，互敘寒喧，其聲似一老一少。接著，老者拉少者回家飲酒，擲瓊（擲骰子）藏鉤（一種將鉤藏在手里讓對方猜的游戲），極其融洽。后來少者表示已醉欲告辭，但老者不允，又力勸再飲數杯，少者方才踉蹌而出，彼此謝別，老者閉門。

少者步履蹣跚走了二里許，終於醉倒路旁。這時有一人經過，被他絆了一下，扶起一看，原來是認識的人，於是半扶半掖地送他回家。然而街頭柵門已閉，只得呼叫管柵門的起來開門。就在這時，一只狗跑來對他們汪汪叫，引得附近群狗亂吠，并且叫聲越來越多--無論老狗、小狗、遠方的狗、近處的狗、聲音低沉的、聲音宏亮的，皆同聲而吠，一一可辨。過了許久，管柵門的終於出來，打開街頭柵門放行。

兩人來到少者住處時，送者不慎弄錯位置，誤敲江西人的家門，等發現，已經太遲，江西人早用方言破口大罵，惹得附近群狗又開始亂吠。少者之妻也被吵醒了，開門出來攙扶丈夫，送者鄭重與之道別。妻子關門后，扶少者上床，但少者嚷著要喝茶，妻子只得去烹茶。不料茶烹好，少者已鼾聲大作，鼻息如雷。妻子又氣又惱，嘀嘀咕咕罵個不停，沒多久也睡著了，二人鼾聲如出二口。突然，夜半牛叫，少者起身大吐，同時喃喃囈語，向妻子要茶，繼而呼呼大睡。等到妻子起來要上廁所，一穿鞋，方才發現鞋中盡是丈夫吐出的穢物，頓時怒罵不止，另換一雙鞋穿好起身。

就在這時，群雞亂鳴，一如先前群狗亂吠。不久，少者之父過來敲門說：「天快亮了，還不起來殺豬去賣！」原來少者乃屠夫。少者掙扎著起身后，到豬圈里餵豬。只聽群豬呼食、嚼食、爭食之聲，其父燒水、進火、倒水聲，此起彼落。沒多久，少者捆來一頭豬，那豬被縛時的嘶叫聲，少者磨刀、殺豬聲，豬被殺、出血聲，燙豬退毛聲，清清楚楚，十分逼真。最后，做父親的對少者說：「天已大亮，可以拿去賣了。」不一會，即聽見肉上砧板聲，有買豬頭、豬內臟、豬肉的，也有討價還價聲、買賣雙方數錢聲。

正當熱鬧滾滾時，突然「啪！」地一聲，四座俱寂，表演結束，郭貓兒也從屏風后面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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