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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之為體，要眇宜修”

? ? ? 王國維先生有言：“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 ? ? 詩是才子，詞是佳人，詩有詩境，詞有詞境。“所謂詞境，也就是通過長短句，更為具體，更為細致，更為集中地刻畫抒寫出某種心情意緒，詩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義闊大，形象眾多；詞則常一首或一闕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細膩，含義微妙，他經常通過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的白描來表現，從而也就使所描繪的對象、事物、情節更具體細膩精巧，并涂有更細膩更濃厚的主觀情調。”（《美的歷程》）

? ? ? 詩是才子，詞是佳人”，詩于形式上，講求韻律美，多講究平仄，故而“詩是才子”，而詞卻與詩不同，其有一“長短句”的別名，如“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水龍吟·過南劍雙溪樓》），就有四個字的，七個字的，參差錯落，長短不齊。因而從形式上看，“詞是比詩更多變化，更精致的，更纖巧的，更曲折的”，所以“詞是佳人”。

? ? ?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之境闊，詞之言長”。“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此闋大段寫景，描寫暮春衰殘景色，惋惜春逝，隱含身世家國之痛。

? ? ? “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此闋借寫美人失寵抒發詞人閑寂不遇的愁郁和滿腔愛國熱忱無處傾訴的痛苦。詞人借古代宮中幾個女子的遭遇，比喻自己此時境遇，進一步抒發其“蛾眉見妒”的感慨。最后以寫景結尾，余味不盡。

? ? ? 辛棄疾此首詞托物起興，借古傷今，融身世之悲和家國之痛于一爐，沉郁頓挫，寄托遙深。可知全詞只有一境。

? ? ?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青玉案·元夕》）王國維先生引用辛棄疾此詞中“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一句來形容成大事、大學問的第三種境界。這首詞寫的是愛情，運用白描極力渲染了元宵節絢麗多彩的熱鬧場面，一般、日常而有普通，卻對煙火、馬車、鳳簫聲、明月、魚龍燈等事物景象的描寫極為具體細膩而又精巧，因而為下片表露他對“那人”的愛情作輔。本詞用詞特有的長短句形式具體、細致而又集中地刻畫抒寫出了詞人于相對來說較為冷清、黑暗的燈火闌珊之處看到所愛之人的歡喜雀躍。

如何理解“詞之為體 要眇宜修”

要眇”一詞出于《楚辭》里的《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形容湘君的美麗。關于湘君是誰，歷代《楚辭》注解有不同說法，我所用的是王逸的注解和洪興祖的補注。我國古代傳說，舜帝南巡的時候死于蒼梧，舜的兩個妃子娥皇和女英在湘水邊上哭泣，據說她們流下的淚滴在湘水邊的竹子上，留下了許多斑痕，那就是今天的斑竹。后來，她們就成了湘水的女神。王逸的注解說，“要眇”是“好貌”；“修”是“飾也”。就是說，要眇是一種美好的樣子；修是一種裝飾美。而洪興祖的補注就說，此言娥皇容德之美。“容德之美”就是不但有外在容貌的美，而且有內在品質上的美。小詞的美也正是這樣一種美

解說王國維言“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呢不過盡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詞體的抒情特色正在于“要眇宜修”——一種精微幽深的內在之美。唯其如此，其長“能言詩之所不能言”，其短則在“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

結合具體作品談談對詩莊詞媚的理解

古人有云:“詩莊詞媚”，“詞之為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

詩是士子言，詞是佳人語。詩自有詩格，詞亦有詞境。以筆者讀詞所感，詩起于《詩三百》，故有國風大雅，有“思無邪”之詩教。

《詩》為士子必修的儒家經典，為后世詩學之垂范。故“詩言志”、“文載道”，事關家國千秋而登大雅之堂。而詞則起于歌舞飲宴遣興之作，多狀美人容貌服飾，多為月下花間玩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故隨意隨興，更近于人的性情。

以文學本質而言，詞之審美價值不可低估。王國維嘗云:“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要眇宜修”出自楚辭《九歌》:“美要眇宜修兮”，言湘水女神之美麗。所謂“要眇宜修”之美即是書寫一種女性婉麗陰柔之美，一種最精致、最細膩、最纖細幽微的，而且帶有修飾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種美(見葉嘉瑩先生《嘉陵詞稿》)

以語言形式觀之，音韻之美是首要。詞多以長短句抒情，并以詞調音律相佐，更為具體幽微，更為精美細致地抒寫出特定的心情意緒。后主詞云: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細細詠之，則有無以言說之平仄和諧的韻律美。詞的形式結構上錯落有致，柔婉卻又有力。晚唐五代“花間詞”派以降，詞這種新文學體式將漢語言之美發揮到了極致，故能熏染性情，動搖人心。

以意境格調觀之，詩可以窮而后工，詞則多有富麗之氣;詩可有“黃云萬里動風色”的闊境壯美，而詞多以“淡煙流水畫屏幽”的婉約狹深取勝。最初，詞以寫男女間之情愛相思，頗富柔婉細膩的女性美。如晚唐溫庭筠之《夢江南》云:“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意韻深婉動人。再如李清照之《一剪梅》情韻、語言可謂精美之致: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宋詞代表作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巨鉆，歷來與唐詩并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勝。

唐詩的興盛和發展，達到了古代詩歌史上的巔峰。詞萌芽于隋唐之際，興于晚唐五代而極盛于宋。廣義來說，詞本屬詩之一體，然逐漸與傳統詩歌分庭抗禮，經宋代無數詞人于此傾注深情，寄托豪興，馳騁才華，精心琢磨，創作出大量晶瑩、燦爛、溫潤、磊落，反映時代精神風貌而且具有不同于傳統詩歌藝術魅力的瑰寶，遂與唐詩如峰并峙，各有千秋。

近代學者王國維《人間詞話》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方。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這里比較詩詞體制的短長，也是對唐宋之詩與詞進行比較，抓住關鍵，頗具特識，當然也不可能將兩者特征全部概括。下面擬就詞體的特殊性與審美價值、宋詞的基本風貌作浮光掠影的介紹，附述一些有關詞的常識，以供讀者參考。

婉約與豪放——宋詞中的兩種主要藝術風格

明張綖：“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為主。”清王士禎加以補充道：“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見《花草蒙拾》)這些從宏觀角度概括宋詞中兩川主要藝術風格，而以秦觀、李清照和蘇軾、辛棄疾分別為其代表作者。這幾乎已成為宋詞研究中的通論。前代論詞者多崇尚婉約而以豪放為別調，近世論者則有獨推豪放為積極而以婉約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詞人劃分為對立的兩派并在其間強分優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屬機械論，有些學者完全否論兩種風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矯枉過正。按詞中之豪放與婉約乃屬藝術風格范疇，猶南宋嚴羽論詩“大概”有“優游不迫”與“沉著痛快”，清姚鼐論散文風格之分陽剛與陰柔，近世王國維論美學之有宏壯與優美。兩種概念本身有著相當的模糊性，兩者相互關系也是辯證的，并非壁壘分明。宋代詞人之分派乃后人參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歸納，不是說其作品都是清一色，不妨礙他們創作或欣賞多種藝術風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說婉約、豪放之外，詞壇別無其他藝術風格存在。

“婉約”一詞，早見于先秦古籍《國語·吳語》的“故婉約其辭”，晉陸機《文賦》用以論文學修辭：“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按諸詁訓，“婉”“約”兩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別言之：“婉”為柔美、婉曲。“約”的本義為纏束，引伸為精煉、隱約、微妙。故“婉約”與“煩濫”相對立。南北宋之際《許彥周詩話》載女仙詩：“湖水團團夜如境，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評云：“亦婉約可愛。”此詩情調一如小詞。“婉約”之名頗能概括一大類詞的特色。從晚唐五代到宋的溫庭筠、馮延巳、晏殊、歐陽修、秦觀、李清照等一系列詞壇名家的詞風雖不無差別、各擅勝場，大體上都可歸諸婉約范疇。其內容主要寫男女情愛，離情別緒，傷春悲秋，光景留連；其形式大都婉麗柔美，含蓄蘊藉，情景交融，聲調和諧。因之，形成一種觀念，詞就應是這個樣子的。北宋中期時人曾說：蘇軾的“以詩為詞”為“要非本色”(見陳師道《后山詩話》)；秦觀“詩似小詞”，蘇軾“小詞似詩”(見《王直方詩話》)。“本色”“小詞”之論當屬婉約派的主張。李清照“別是一家”說中認為只有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始能知之”(《詞論》)，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約一宗，雖然賀鑄以至李清照都有并不婉約之作。宋末沈義父《樂府指迷》標舉的作詞四個標準：“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說是對婉約藝術手法的一個總結。

宋人也有以婉約手法抒寫愛國壯志、時代感慨的，如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及宋未周密、張炎等一些詞章。但其表現多用“比興”象征手段，旨意朦朧，須讀者去體味。有些論者對原來也許并無專門寄托的委婉隱約之詞，也深求其微言大義，如清代詞論家張惠言《詞選》評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句句為之落實時事，以為諷喻政治，那就不免穿鑿附會，反而縮小這些詞作的感慨萬端而難以名狀的典型意義。 婉約詞自有其思想藝術價值，已見上文。然而有些詞人把它作為凝固程式，不許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過于追求曲折隱微以至令人費解，這就走到創作的窮途了。“豪放”一詞其義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劍已沉埋，壯氣蒿萊”(《浪淘沙》)，已見豪氣。范仲淹《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也是“沉雄似張巡五言”。正式高舉豪放旗幟的是蘇軾，其《答陳季常書》云： 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與鮮于子駿書》云： 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是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子，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這了說明他有意識地在當時盛行柔婉之風的詞壇別開生面。這里談到的近作當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詞中抒寫自己“親射虎，看孫郎”的豪概和“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壯志，與辛棄疾的“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破陣子》)及“看試手，補天裂”(《賀新郎》)等“壯詞”先后映輝。

豪放之作在詞壇振起雄風，注入詞中強烈的愛國精神，唱出當時時代的最強音。然而可以看到，蘇軾的審美觀念認為：“短長肥瘦各有態”，“淡妝濃抹總相宜”，“端莊雜流麗，風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種表現，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即為王士禛《花草蒙拾》稱為“恐屯田(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有些豪放詞的作者氣度才力不足而虛張聲勢，徒事叫囂，或堆砌過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總之宋詞中婉約、豪放兩種風格流派的燦爛存在，兩者中詞人又各有不同的個性特色，加上兼綜兩格而獨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騷雅”等等，使詞壇呈現雙峰競秀、萬木爭榮的氣象。還應看到，兩種風格既有區別的一面，也有互補的一面。上乘詞作的風格即有偏勝，往往豪放而含蘊深婉，并非一味叫囂，力竭聲嘶；婉約而清新流暢、隱有豪氣潛轉，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棄疾《沁園春》云：“青山意氣崢嶸，似為我歸來嫵媚生。”董士錫說秦觀詞云：“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介存齋論詞雜著》引)馮煦《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說：秦觀、晏幾道“談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劉過詞為辛棄疾詞“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轉”。可見崢嶸生嫵媚、平易清淺而深致永味，乃辛棄疾、秦觀等豪放、婉約詞的極詣。

列岳崢嶸、百花競艷的宋代詞壇

公元960年趙宋政權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據的勢力。耐人尋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權雖為北宋所滅，可是后蜀趙崇祚所編《花間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馮延巳的詞風卻深深影響著北宋詞壇。特別李煜入宋以后所作，正如王國維所說：“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王鵬運說李煜是“詞中之帝，當之無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國之君，在詞壇則無愧為開創一代風氣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詞作家如張先、晏殊、宋祁、歐旭修以至晏幾道等，都是承襲南唐、《花間》遺韻的，晏歐之詞，甚至有與《花間》、《陽春》(馮延巳詞集名)“相雜”者。然而試讀他們的代表作，其氣象高華而感情深沉，也各具個性，“士大夫之詞”的格調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幾道，貴介公子而沉淪下位，落拓不羈，其詞“清壯頓挫”，更勝乃父，故論者以晏氏父子比擬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則是其時進一步發展詞體的重要作者。他長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詞中更能體現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語入詞，善用鋪敘手法，創作大量慢詞。柳詞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形成宋詞的新潮。

北宋中期蘇軾的登場，詞壇上聳峙起氣象萬千的巨岳。他不僅倡導豪放詞風，“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雞漫志》)，且“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詞的境界更大為拓展。蘇門弟子及追隨者秦觀、黃庭堅、賀鑄等都能各自開辟蹊徑，卓然成家，在詞壇呈現萬紫千紅的繁榮景象。尤其秦觀的詞深婉而疏蕩，與周邦彥的富艷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際三峰，各超婉約詞之頂巔。前代論者或謂周邦彥是詞藝的“集大成”者。周邦彥與柳永并稱“周柳”，主要是指他們在詞中的情意纏綿；與南宋姜夔并稱“周姜”，則主要指他們對音律的精審，故也有稱周姜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語有味”“淺語有致”、“輕巧尖新”“姿態百出”方面，周邦彥是不及秦觀、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為婉約宗主，是很有見地的。李清照生當南北宋過渡時期，南渡以后詞風由明麗而變為凄清，沈謙謂：“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見《填詞雜說》)，以與李煜相提并論，確也當之無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銳，從宋金抗爭到元蒙滅宋，愛國歌聲始終回蕩詞壇，悲壯慷慨之調，應運發展，把豪放詞風提高到一個新層次。張元干、向子諲、岳飛、張孝祥、陸游、辛棄疾、陳亮、劉過、劉克莊、吳潛、劉辰翁、文天祥等，如連峰疊嶂，崢嶸綿亙。其中以辛棄疾的成就為最高，他一生有詞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寫抗金和恢復中原的宏愿，壯志被抑的悲憤，對茍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對自然風景、田園風光的贊美，深摯情意的低訴；風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為主，也有瀟灑超逸、清麗嫵媚的。辛棄疾在宋詞人中創作最為豐富，歷來與北宋蘇軾并稱“蘇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蘇、辛之間比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優劣論，是很困難的。陳毅《吾讀》曾說：“東坡胸次廣，稼軒力如虎。”不加軒輊，允稱卓識。南宋時期還有許多杰出詞人對婉約詞風進一步開拓，宛如叢叢奇葩爭勝，也不可能都用婉約一格來概括。妻夔的“清空”“騷雅”，史達祖的“奇秀清逸”，吳文英的“如七寶樓臺”，王沂孫的“運意高遠”、“吐韻妍和”，張炎的“清遠蘊藉”、“凄愴纏綿”，等等。他們都是在詞的音律與修辭藝術上精益求精，有時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國之感。值得注意的還有與南宋大略同時北方金朝地區之詞，大致都是受宋詞的影響，而與南方桴鼓相應，故當為當時詞壇的組成部分。金末元好問詞為北國之冠，足與兩宋詞家媲美。在藝術上他學習蘇( 軾)辛( 棄疾)而廣泛吸取各家之長，兼有豪放婉約多種風格。元郝經《祭遺山先生文》說他“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辛棄疾)。”張炎《詞源》謂其詞“深于用事，精于煉句，風流蘊藉處不減周(邦彥)、秦(觀)”。故可作為宋、金時代詞藝發展的終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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