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_公孫丑章句下第二節解析

查閱典籍：《孟子》——「孟子·公孫丑章句下第二節」原文

　　這個連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為在《公孫丑上》里，當公孫王提出管仲來和孟子相比時，孟子已經說過，自已根本不屑于與管仲相比。（參見3?1）比都不愿意比，當然就更不愿意做了。

　　可見孟子的自視是很高的。

　　自視既然這樣高，當然就不愿意被呼來喚去的了。自己主動要去朝見是一回事，被召喚去朝見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才有為景丑等人所不理解的行為。這種行為，不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我們讀本章，有些地方就與《論語?陽貨》記錄孔子虛與委蛇對付陽貨的情況相似。說穿了，是因為凡是自視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處”。這種做法，在民間的看法可就不一樣了，說得好聽一點是“清高”，說得不好聽一點是“拿架子”，再說得難聽一點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或許正是因為這樣，因為他們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茍且，所以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周游列國都不被重用，空有滿腹經綸和濟世良方。相反，像蘇秦、張儀那樣的縱橫家卻完全沒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開談天說地口，來說名利是非人”，只管游說得君王高興，不擇一切手段，結果卻大行其道，甚至能夠“掛六國相印”。

　　撇開對孔、孟與蘇秦、張儀的比較不論，回到對用人一方面的要求來看，孟子在這里的意思是很明確的，就是要求當政治目的君王“尊賢使能”，“尊德樂道”，禮賢下士，主動放下自己尊貴的架子而啟用賢才，甚至拜賢才為老師，就像商湯王對待伊尹，齊桓公對待管仲那樣。其實，這也是儒學在用人問題上的基本觀點。雖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揚這種觀點而自身并沒有受到過這種待遇，但他們的思想卻對后世的用人之道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劉玄德“三顧茅廬”請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這種影響最為典型的例證嗎？

　　當然，有這種典型的例證并不意味著后世都在實施著孔、孟的觀點。而是恰恰相反，人們越是津津樂道于“三顧茅廬”的故事，就越是說明現實中缺乏這，種“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作風。事實上，孔、孟的思想永遠都給我們以理想主義的感覺，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觀點，就是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許，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們的理論歷久而常新，給人以啟迪而不過時，這已經是題外的話了。

　　回到用人和被用的問題上來，既然當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賢、禮賢下士是如此困難，如此遇，作為被用的人，有一點“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氣，不也是應該的嗎？正如曾子所說：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義，我又輸與你什么呢？

　　所以，我們還不能簡單地認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態，是迂腐，而應該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氣。不然的話，“亞圣”之名從何得來呢？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問疾，醫來。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于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于路，曰：“請必無歸，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