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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什么時候被貶到江州任司馬的?

白居易 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晚年官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歷七年(772)，至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5、6歲學作詩，9歲熟悉聲韻。11歲時，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5、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白居易接觸到民間疾苦，并受到當時任蘇州、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房孺復的影響，作有《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賦得古原草送別》等詩篇，15、16歲時，立志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后來，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維持家用，奔波于鄱陽、洛陽之間，生活比較艱苦。

貞元十六年，白居易29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于此，后在詩壇上齊名，并稱“元白”。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永貞時(805)，王叔文、韋執誼實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韋上書，建議廣開言路，選拔人才，懲惡賞善，舉賢任能，不失時機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韋等被貶，改革失敗。他的建議未及采用，寫有《寓意》等詩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對社會政治各項重大問題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這年中“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作《觀刈麥》，《長恨歌》。

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家機密。在儒家“兼濟”思想的指導下，他不怕得罪權貴，連續上書論事，如《奏請加德音中節目》、《論制科人狀》、《論和糴狀》、《奏閿鄉縣禁囚狀》等，都是關系國家治亂、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與此同時，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促進新樂府運動，寫了大量的諷諭詩，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趨腐敗，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者的忌恨與打擊。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雪國恥。但卻被腐朽的官僚勢力攻擊為越職言事，并捏造“傷名教”的罪名，將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這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

貶江州以后的內外遷調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寫下《琵琶行》。詩中通過一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在這之前，他已經看到朝廷的種種黑暗，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經過這次打擊，思想更從“兼濟”急遽轉向“獨善”，決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詠懷》)。但他并沒有辭官歸隱，而是選擇了一條“吏隱”的道路，一邊掛著閑職，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游，以求知足保和，與世無忤。與之相適應，描寫閑靜恬淡境界、抒發個人情感的閑適詩和感傷詩，便開始多起來，而前期那種戰斗性強烈的諷諭詩則比較少見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于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后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頃；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會昌六年(846)。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后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賦詩、游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時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他在舒適的晚年仍然時常想到人民。73歲時，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兩年后病終。葬于龍門香山琵琶峰。詩人李商隱為撰墓志。今已辟為游覽勝地。

白居易的資料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擴展資料：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

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布施于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后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閑適”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后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里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游歷于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

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軼事典故

自釀美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余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素口蠻腰

素口蠻腰，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白居易六十多歲時，他得了風疾，半身麻痹，于是他賣掉那匹好馬并讓樊素離開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馬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也傷感落淚說：“主人乘此駱五年，銜撅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 。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但在白居易70歲時，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后，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

家族成員

祖父：白湟

祖母：薛氏

父親：白季庚

長兄：白幼文

三弟：白行簡

兒子：白阿崔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白居易》

白居易在江南為官經歷

白居易

古代山西詩人中，名氣最大的要數白居易了。他是繼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詩人，世稱李杜白為唐代三大詩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為官，父親為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鄭縣東郭宅。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陽，享年75歲。

白居易出生時，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時代需要大詩人，白居易適逢其時。他因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又絕頂聰明，五六歲便學寫詩，9歲便能夠辨別聲韻，加之家庭和社會給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時代讀書特別刻苦。后來憶及當時讀書情況，他說：“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瘡，手肘成胝。”少年時代又曾經過顛沛流離的避難生活，對社會各方面都有所了解。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這位杰出的詩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帶發生了戰事。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余州，眼看還要繼續亂下去，由彭城縣令升任徐州別駕的白季庚，便送兒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亂。小小年紀就離家避難，隨后南北奔走，備嘗艱辛。所以他15歲時便寫下了記錄當時真情的一首絕句；“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余。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后來又一首寄兄弟與妹妹的七律，也寫得較好，歷來為人稱道，詩云：“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從這些詩中可見白居易當時的生活狀況和心理感受。從他家骨肉分散的情況也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的。

白居易16歲時，已經寫出不少可以傳世的好詩，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詩《賦得古原草送別》。據說白居易初到長安，去拜見老詩人顧況。顧況聞他名居易，便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恐不易。”及讀到這首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大為贊賞，說有這樣的文筆，居長安不難。這首詩，確見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長安，顧況為之延譽后，白居易有時居長安，有時在別處，曾去過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結了一些詩人，真正開始了他的詩人生涯。他27歲方從鄉試，次年為宣州刺史崔衍所賞識，送往長安應試，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以第四名及進士第，31歲時，試書判拔萃科，與元稹等同時及第，與元稹相識，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在32歲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書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歲時自洛陽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長安約百里，到35歲時，罷校書郎，隨后又授周至縣尉。次年，他由周至縣尉調充進士考官，補集賢院校理。這年冬季，授翰林學士，就在授翰林學上這一年前后，娶楊虞卿從妹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遺。

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滿，或黜或貶。初任拾遺的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不當任意貶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當時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在此后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為李德裕所排擠，由此決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順利。他任拾遺期間，克盡職守，屢陳時政，難免使得皇上或權臣不滿。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親去世，白居易丁憂居渭村，而他的愛女金鑾子也在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貧又病，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其困難。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后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此次連續被貶，對白居易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和教訓，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避禍遠嫌，“不復愕愕直言”，“世事從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以游歷山水、作詩為事，慕起陶淵明來，希望作個隱逸詩人，并轉而事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總之，被貶江州司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轉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還。憲宗崩，穆宗繼位，授中書舍人，后又拜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奮，詩云“得水魚還動鱗發，乘軒鶴亦長精神。”但因當時朋黨之爭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權幸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于長慶二年（822年）出為杭州刺史，避開了朋黨殘酷傾軋的朝廷，從此思想進一步消沉，詩云：“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榮枯任之，聽天由命，頗有些與世相忘的意思了。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情自娛。他蓄妓與嗜酒無厭，直到暮年。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嗜酒，據他自己說，“唯以醉為鄉”，“往往酣醉，終日不醒。”宋人統計白居易詩，說他“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為了逃避現實，自我麻醉。他還進一步從佛教中尋找精神倚托，尋求解脫之法，用佛家消極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傳》所載白居易向名僧致禮稽問佛法宗意，與名僧探討佛理妙義，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進而持齋坐道場，并且從此后一直好佛，經常持三長月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場。所以白居易又為古代文人中崇佛、達觀的代表，歷代不少人對他稱贊備至。其實，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為了解除煩惱，尋求解脫，是對社會的消極反抗，是一種退縮，也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中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飽經憂患后，才潛心釋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傳》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友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可知他是先酒樂而后佛的。他甚至懷疑真有佛否。同時又煉丹學道。從嚴格意義上講，白居易并不是一個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時，他之崇佛，還出于健身的原因。這便是他有時一邊持齋、坐道場，一邊又在心中想著妓樂美酒的原因。

雖則消極、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績斐然，關心民間疾苦，最為人稱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們為了懷念他，名所筑之堤為“白堤”，此外，還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飲用。

長慶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陽履道里。至此為官20來年，竟然湊不足買房錢，只好以兩匹馬抵償，于此可見他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蘇州刺史，在蘇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劉禹錫罷和州刺史，劉、白二人結伴歸洛陽。一年后，白居易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58歲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稱病，免歸，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不復出，后除河南尹，尋以病免，64歲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因心境消極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為官了。60歲時，兒子阿崔夭折，這對詩人又是一打擊，73歲時，曾施家財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揖。卒年75歲。

從白居易一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于一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一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后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

白居易的詩，前面已講到，自少年時代便寫得很好。16歲時“野火春風”之句，已成為千古名句。最為出名，堪稱中國古代詩歌杰作的敘事長詩《長恨歌》，是他35歲為周至縣尉時作。該詩以民間流傳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為題材，加以虛構，寫得有聲有色。生動動人，被評論家認為是唐代歌行體長詩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國詩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這首詩里，他敢于批評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等語。后面描寫兩人之深情，既微有諷刺，又飽含哀憐。說及生離死別的情形，筆鋒頗常感情。全詩從曲曲折折的故事中興起層層波瀾，感情充沛復雜，讀之給人以極大的感染力。

他45歲時所作另一首歌行體長詩《琵琶引》，也是同樣受到人們高度評價的詩。他被貶作江州司馬后，在潯陽江頭和友人話別，舟中離別酒筵上，感傷之中，忽聽鄰船有彈琵琶聲，移船相邀，原來是一位年老色衰、獨守空船的歌妓，也有無限愁緒，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聽了她的身世，不僅深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便作了這首可與《長恨歌》媲美的長詩。前面敘歌妓的生平狀況、可悲身世，后面以“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轉而寫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司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這首詩在藝術手法上，有很多優點，描寫細致，音節和諧，尤其描寫琵琶聲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嘆。而最重要的，還是感情的真摯。這兩首長詩，是白居易留給后人的無價瑰寶。

白居易其他詩歌中，價值很高、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為正義而大聲呼喊，“不識時忌諱”的勇氣是非常令人欽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劍，《重賦》譴責官府進奉羨余物，殘酷盤削百姓，“奪我身上綾，買爾眼前恩。”《輕肥》寫權貴赴宴會的氣概和酒食的豐美，最后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寫公卿們日中樂飲、夜半歌舞的享樂生活，結句是“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買花》寫長安城中有錢人競買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說：“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議婚》同情貧家女難以出嫁，《傷友》慨嘆苦節之土的凄慘生活，《傷宅》諷刺豪門大興建筑，“一堂費百萬”。《不致仕》嘲諷八九十歲不肯退休的貪權者。《立婢》對不為好官立碑而虛偽地為某些人歌功頌德表示不滿。《五弦》對當時不少人不懂傳統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撻和發牢騷者，是對德宗貞元到憲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統治階級，難怪“聞《秦中吟》則權豪遺近者相目而變色矣。”白居易對自己的《秦中吟》也甚為自負，在編其詩集15卷完成后題的一首詩里說：“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新樂府》是與《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寫出來的，是白氏諷諭詩中重要的另一組詩，共50首，寫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間的事，時間跨度較《秦中吟》大，內容也更廣泛。白氏在《寄唐生》詩中說他的樂府詩：“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說是他寫《新樂府》的宣言和對《新樂府》的最好說明。被人們廣為傳誦的著名之作《賣炭翁》、《杜陵叟》、《繚綾》、《新豐折臂翁》等，即為《新樂府》中篇章。每首詩都有明確而強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宮市也”、“傷農夫之困也”、“貪女工之勞也”、“戒邊功也”、“憂蠶桑之費也”、“念寒雋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貪吏也”等，鞭撻、諷刺，辭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聲疾呼。這些詩篇愛憎分明，除諷刺外，也有歌頌。這些詩篇，充分說明了白居易反對什么，贊美什么，是作者心跡的真實表露。他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實”，宣稱自己寫的都是真實事件，更表現了一個中青年詩人扶正疾邪的戰斗精神。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采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總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是他全部詩歌中最富戰斗力的作品，連同《長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詩歌中最優秀的部分，也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可寶貴的部分。

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也大都寫得很好。總的來說，前期詩歌較后期詩歌更有價值。因為世途險惡，他后來的詩作再也沒有了中青年時期的鋒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為一個大詩人，一個天才的詩人，白居易的創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詩歌不但在藝術形式上是多樣的，在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上也是多樣的。白詩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語言通俗易懂，明白曉暢，但同時又經過千錘百煉，作了許多藝術加工。詩壇曾流傳老嫗亦解白詩的佳話。明代詩論家胡震亨《唐音統簽》中曾有宋朝詩人張文潛看到過白居易詩手稿的記載，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詩、改詩之刻苦認真。他的詩達到這樣的藝術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獲得的。

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于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一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朝鮮）、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不言而喻，白居易詩對后代詩歌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白詩將永遠受到全世界人們的喜愛，流傳千古。

白居易在江南為官多年的經歷

白居易

古代山西詩人中，名氣最大的要數白居易了。他是繼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詩人，世稱李杜白為唐代三大詩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為官，父親為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鄭縣東郭宅。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陽，享年75歲。

白居易出生時，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時代需要大詩人，白居易適逢其時。他因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又絕頂聰明，五六歲便學寫詩，9歲便能夠辨別聲韻，加之家庭和社會給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時代讀書特別刻苦。后來憶及當時讀書情況，他說：“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瘡，手肘成胝。”少年時代又曾經過顛沛流離的避難生活，對社會各方面都有所了解。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這位杰出的詩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帶發生了戰事。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余州，眼看還要繼續亂下去，由彭城縣令升任徐州別駕的白季庚，便送兒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亂。小小年紀就離家避難，隨后南北奔走，備嘗艱辛。所以他15歲時便寫下了記錄當時真情的一首絕句；“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余。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后來又一首寄兄弟與妹妹的七律，也寫得較好，歷來為人稱道，詩云：“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從這些詩中可見白居易當時的生活狀況和心理感受。從他家骨肉分散的情況也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的。

白居易16歲時，已經寫出不少可以傳世的好詩，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詩《賦得古原草送別》。據說白居易初到長安，去拜見老詩人顧況。顧況聞他名居易，便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恐不易。”及讀到這首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大為贊賞，說有這樣的文筆，居長安不難。這首詩，確見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長安，顧況為之延譽后，白居易有時居長安，有時在別處，曾去過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結了一些詩人，真正開始了他的詩人生涯。他27歲方從鄉試，次年為宣州刺史崔衍所賞識，送往長安應試，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以第四名及進士第，31歲時，試書判拔萃科，與元稹等同時及第，與元稹相識，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在32歲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書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歲時自洛陽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長安約百里，到35歲時，罷校書郎，隨后又授周至縣尉。次年，他由周至縣尉調充進士考官，補集賢院校理。這年冬季，授翰林學士，就在授翰林學上這一年前后，娶楊虞卿從妹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遺。

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滿，或黜或貶。初任拾遺的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不當任意貶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當時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在此后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為李德裕所排擠，由此決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順利。他任拾遺期間，克盡職守，屢陳時政，難免使得皇上或權臣不滿。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親去世，白居易丁憂居渭村，而他的愛女金鑾子也在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貧又病，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其困難。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后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此次連續被貶，對白居易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和教訓，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避禍遠嫌，“不復愕愕直言”，“世事從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以游歷山水、作詩為事，慕起陶淵明來，希望作個隱逸詩人，并轉而事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總之，被貶江州司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轉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還。憲宗崩，穆宗繼位，授中書舍人，后又拜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奮，詩云“得水魚還動鱗發，乘軒鶴亦長精神。”但因當時朋黨之爭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權幸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于長慶二年（822年）出為杭州刺史，避開了朋黨殘酷傾軋的朝廷，從此思想進一步消沉，詩云：“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榮枯任之，聽天由命，頗有些與世相忘的意思了。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情自娛。他蓄妓與嗜酒無厭，直到暮年。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嗜酒，據他自己說，“唯以醉為鄉”，“往往酣醉，終日不醒。”宋人統計白居易詩，說他“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為了逃避現實，自我麻醉。他還進一步從佛教中尋找精神倚托，尋求解脫之法，用佛家消極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傳》所載白居易向名僧致禮稽問佛法宗意，與名僧探討佛理妙義，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進而持齋坐道場，并且從此后一直好佛，經常持三長月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場。所以白居易又為古代文人中崇佛、達觀的代表，歷代不少人對他稱贊備至。其實，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為了解除煩惱，尋求解脫，是對社會的消極反抗，是一種退縮，也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中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飽經憂患后，才潛心釋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傳》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友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可知他是先酒樂而后佛的。他甚至懷疑真有佛否。同時又煉丹學道。從嚴格意義上講，白居易并不是一個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時，他之崇佛，還出于健身的原因。這便是他有時一邊持齋、坐道場，一邊又在心中想著妓樂美酒的原因。

雖則消極、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績斐然，關心民間疾苦，最為人稱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們為了懷念他，名所筑之堤為“白堤”，此外，還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飲用。

長慶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陽履道里。至此為官20來年，竟然湊不足買房錢，只好以兩匹馬抵償，于此可見他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蘇州刺史，在蘇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劉禹錫罷和州刺史，劉、白二人結伴歸洛陽。一年后，白居易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58歲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稱病，免歸，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不復出，后除河南尹，尋以病免，64歲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因心境消極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為官了。60歲時，兒子阿崔夭折，這對詩人又是一打擊，73歲時，曾施家財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揖。卒年75歲。

從白居易一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于一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一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后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

白居易的詩，前面已講到，自少年時代便寫得很好。16歲時“野火春風”之句，已成為千古名句。最為出名，堪稱中國古代詩歌杰作的敘事長詩《長恨歌》，是他35歲為周至縣尉時作。該詩以民間流傳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為題材，加以虛構，寫得有聲有色。生動動人，被評論家認為是唐代歌行體長詩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國詩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這首詩里，他敢于批評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等語。后面描寫兩人之深情，既微有諷刺，又飽含哀憐。說及生離死別的情形，筆鋒頗常感情。全詩從曲曲折折的故事中興起層層波瀾，感情充沛復雜，讀之給人以極大的感染力。

他45歲時所作另一首歌行體長詩《琵琶引》，也是同樣受到人們高度評價的詩。他被貶作江州司馬后，在潯陽江頭和友人話別，舟中離別酒筵上，感傷之中，忽聽鄰船有彈琵琶聲，移船相邀，原來是一位年老色衰、獨守空船的歌妓，也有無限愁緒，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聽了她的身世，不僅深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便作了這首可與《長恨歌》媲美的長詩。前面敘歌妓的生平狀況、可悲身世，后面以“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轉而寫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司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這首詩在藝術手法上，有很多優點，描寫細致，音節和諧，尤其描寫琵琶聲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嘆。而最重要的，還是感情的真摯。這兩首長詩，是白居易留給后人的無價瑰寶。

白居易其他詩歌中，價值很高、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為正義而大聲呼喊，“不識時忌諱”的勇氣是非常令人欽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劍，《重賦》譴責官府進奉羨余物，殘酷盤削百姓，“奪我身上綾，買爾眼前恩。”《輕肥》寫權貴赴宴會的氣概和酒食的豐美，最后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寫公卿們日中樂飲、夜半歌舞的享樂生活，結句是“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買花》寫長安城中有錢人競買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說：“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議婚》同情貧家女難以出嫁，《傷友》慨嘆苦節之土的凄慘生活，《傷宅》諷刺豪門大興建筑，“一堂費百萬”。《不致仕》嘲諷八九十歲不肯退休的貪權者。《立婢》對不為好官立碑而虛偽地為某些人歌功頌德表示不滿。《五弦》對當時不少人不懂傳統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撻和發牢騷者，是對德宗貞元到憲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統治階級，難怪“聞《秦中吟》則權豪遺近者相目而變色矣。”白居易對自己的《秦中吟》也甚為自負，在編其詩集15卷完成后題的一首詩里說：“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新樂府》是與《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寫出來的，是白氏諷諭詩中重要的另一組詩，共50首，寫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間的事，時間跨度較《秦中吟》大，內容也更廣泛。白氏在《寄唐生》詩中說他的樂府詩：“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說是他寫《新樂府》的宣言和對《新樂府》的最好說明。被人們廣為傳誦的著名之作《賣炭翁》、《杜陵叟》、《繚綾》、《新豐折臂翁》等，即為《新樂府》中篇章。每首詩都有明確而強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宮市也”、“傷農夫之困也”、“貪女工之勞也”、“戒邊功也”、“憂蠶桑之費也”、“念寒雋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貪吏也”等，鞭撻、諷刺，辭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聲疾呼。這些詩篇愛憎分明，除諷刺外，也有歌頌。這些詩篇，充分說明了白居易反對什么，贊美什么，是作者心跡的真實表露。他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實”，宣稱自己寫的都是真實事件，更表現了一個中青年詩人扶正疾邪的戰斗精神。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采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總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是他全部詩歌中最富戰斗力的作品，連同《長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詩歌中最優秀的部分，也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可寶貴的部分。

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也大都寫得很好。總的來說，前期詩歌較后期詩歌更有價值。因為世途險惡，他后來的詩作再也沒有了中青年時期的鋒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為一個大詩人，一個天才的詩人，白居易的創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詩歌不但在藝術形式上是多樣的，在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上也是多樣的。白詩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語言通俗易懂，明白曉暢，但同時又經過千錘百煉，作了許多藝術加工。詩壇曾流傳老嫗亦解白詩的佳話。明代詩論家胡震亨《唐音統簽》中曾有宋朝詩人張文潛看到過白居易詩手稿的記載，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詩、改詩之刻苦認真。他的詩達到這樣的藝術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獲得的。

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于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一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朝鮮）、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不言而喻，白居易詩對后代詩歌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白詩將永遠受到全世界人們的喜愛，流傳千古。

白居易經過幾次升遷貶謫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從此“換盡舊心腸”，成為白個人際遇和生活的轉折點，從所謂“兼濟天下”到了所謂“獨善其身”。

這次被貶，白居易自以為天涯淪落，牢騷滿腹，顧影自憐，很是寫了幾首好詩。江州司馬青衫濕哪，所以后世同情白的大有人在，認為白的被貶是當時唐政府的不是

。其實，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就這次貶謫，于白而言，純屬活該。這是對白一貫喜歡出風露頭的合理懲罰。

白之遭貶事出宰相武元衡被刺殺案。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淄青節度史李師道派中岳寺僧人刺殺了主持平定藩鎮叛亂的宰相武元衡，武當場死亡，當時武正主持進攻吳元濟（就是后來李朔雪夜入蔡州生擒活捉的那位）。刑部侍郎裴度亦被刺成重傷（傷在頭部），幸賴隨從拼死相救，才搶回一命。一時朝野震驚！明擺著，敢同時刺殺宰相和刑部侍郎的后臺老板，毫無疑問是和中央政府對著干的藩鎮。這是藩鎮對中央政府的公然挑戰。

憲宗皇帝（文治武略均應為中唐首指）龍顏大怒，下詔捕賊。并于刺殺案發三天后，下詔任命尚在重傷之中的裴度接任宰相，以顯示平定藩鎮之叛和懲兇的決心。

追捕刺客的工作激烈緊張地進行著，但一時頭緒紛繁，偵查工作難度不小。幾天下來，進展不大。所以兵部侍郎許孟容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街頭，而刺客不被抓獲者。故而憲宗又于6月8日（離刺殺之日僅隔5天）下詔天下大搜，明令誰敢窩藏

刺客，誅滅他的九族。6月11日，案情取得進展，捕得張晏等八人，按問具服罪。

6月28日，殺了張晏等5人，復殺其黨羽14人。唯不及元兇淄青節度史李師道。之所以此時不動李師道，前面說了，是因為唐政府這時正在攻擊吳元濟。若貿然去動李師道，則李師道必然舉兵反，則唐政府就有兩面受敵的危險，大大地不利了。所以

唐置李不問的策略是對了，此后不久就消滅了吳元濟。元和十四年（819年），消滅了李師道。

從追捕兇手的過程來看，可見唐政府反映迅速，憲宗之雷厲風行，辦案官員也是很負其責，盡心盡力的。

而這個白居易呢，當時任左贊善大夫，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會說話似的，急匆匆地上書要“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言下之意，責怪辦案官僚辦事不力。人家群策群力辛辛苦苦在那里緊張偵察追捕，他一個“官非諫職”的閑人，跑出來怪這怪那還指手畫腳地干嘛？瞎嚷嚷什么呀？ 純粹是站著說話腰不疼。于是觸怒了執政群僚，于是貶亂說亂動的白居易為江州刺史。

白居易在任江州刺史道上，當時的中書舍人王涯又上疏追論白居易平時言行之過，認為白“所犯狀跡，不宜治郡”，（白居易那神經失常的母親墜井而死，似與白居易兄弟有關，這事比較復雜，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以后再提），于是又追貶白為江

州司馬。（后來，甘露事變，王涯被殺，白居易聽聞后，非常開心，到東都香山寺游玩，寫下了“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的詩句，其幸災樂禍之情溢于言表。）

從整個事件來看，白居易實際上是咎由自取，純屬活該。當然，白并不覺得是自己的過錯，他很牢騷，很憤懣，見看花就流淚，看見鳥就傷心，還真寫了不少好詩。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被貶為江州司馬期間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詩歌，其中的《琵琶行》是代表作。而詩中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和篇末的“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等名句令人讀后生出許多感慨。從白居易自己的仕途而言，被貶為江州司馬也許是他的政治生活落入了低谷是不幸的；但是，從我們讀者而言，正是他的被貶，才使得他有機會了解、接觸社會底層并創作出了偉大的令人百讀不厭的《琵琶行》等詩歌，從這一點上說，他又是幸運的。

那么，白居易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從京城的左贊善大夫被貶為江州司馬了呢？

據史書記載，在白居易擔任左贊善大夫期間，當朝右丞相武元衡被人當街殘殺，整個京城為此震動。而當時，由于這是一樁明顯的政治謀殺案，百官迫于當時的情勢，噤若寒蟬，竟沒有一個人敢于出來上書朝廷。而白居易雖然深處低位，卻出于正義和忠誠，在事發的當天中午就寫了一封奏章，要求朝廷迅速徹查此事，嚴懲殺人兇手。這當然觸動了當時的宰相張弘靖等人。于是，張就以白居易越權奏事為名，將他貶為了江州司馬。

且看白居易在他寫給好友楊虞卿的信中是怎么說的：“貶官的詔旨已經下達，我明天就要出京東行。心中滿是不平，所以寫這封信想把委屈向閣下傾訴。去年六月，強盜在大街上殺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親眼所見，震撼之大，無以言表。當時武丞相滿身血漿，頭發和肉體全砸爛了。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下去。滿朝文武震驚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據我所知，有史以來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運，真實太令人憤怒了。無論是誰看到右丞相的慘狀，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該閉口不言，更何況我還是朝廷大臣呢？已故右丞相黎明時分咽得氣，我的奏章中午就呈上了朝廷。兩天之內，全城皆知。那些不高興我這樣做的人，有的

白居易的 憶江南 寫于哪個時期

憶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對于江南來說，白居易似乎應該只是個過客。長慶二年（822年）白居易出為杭州刺史。長慶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滿，白居易回到東都洛陽，次年，他又任蘇州刺史，由于疾病，上任一年多他就免郡事，回到洛陽。由此看來，白居易在蘇杭一共只呆了三年多時間，不算太長；白居易家鄉在河南，江南只是他做官之地，即使離開，恐怕也不會激起他的莼鱸之思①的。可是，為何白居易對江南有如此深的依戀之情呢？在江州經過了四年的貶謫生活后，白居易終于在元和十五年回到了京城。這似乎是上天對他坎坷仕途的一個補償。剛回京城的白居易似乎也十分興奮，“得水魚還動鱗發，乘軒鶴亦長精神。”他曾說：“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也許，這時的白居易以為終于等待到了屬于自己的時機吧。可是，朝廷的朋黨之爭依然十分激烈，政治陷阱隨時隨地都張著血盆大口等待著食物。白居易哀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武元衡事件的陰影一直纏繞在白居易心中，由于怕再遭到權貴迫害，他不敢久留朝中，主動請求外任，于是，秀美的江南在公元九世紀與失意的詩人猝然相遇了。想必白居易離開京城的時候，是懷著飛鳥投林一般的心情的吧？遠離了是非之地，遠離了官場的爭斗，詩人來到了人間的天堂。這里不是“黃蘆苦竹繞宅生”的蠻荒之地，也不是危機四伏的名利場，而是“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 馀杭形勝》）的至樂勝地。白居易曾如數家珍地向朋友介紹杭州美景： 答客問杭州 為我踟躕停酒盞，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唐瀉綠油。大屋檐多裝雁齒，小航船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系何因得再游。 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對江南來說，白居易其實是個歸人。早年的白居易，曾經慨然自許，希望能用文字完成“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不世功業。可是，仕途的坎坷無異于給詩人當頭一棒。在謫居江州之后，先前的雄心壯志似乎已經無存了。有評論家說，此后的白居易已經漸入消沉。如果單從詩歌上來說似乎不錯，但是，在杭州，作為官員的白居易，卻找到了實現自己抱負的另一條更切實的路。他上任就勉勵自己“蘇杭自昔稱名郡，牧守當今當好官”。（《詠懷》）在任上，他組織民眾興修水利，為了防止洪災，主持修筑堤壩，后人為了紀念白居易，遂稱此堤為“白公堤”。此時的白居易，已經完成了一個由指點江山的文人到腳踏實地的官員的蛻變，面對治下安居樂業的百姓，詩人不無滿足地說：“歲熟人心樂，朝游復夜游。”（《正月十五日夜月》）也許就在這時，白居易寫下了那首著名的《錢塘湖春行》吧？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 白居易以一個官員的方式，將自己與江南連在了一起，與江南的百姓連在了一起。于是，詩人用這種方式，回到了江南，不再是江南的過客，而是江南的歸人。數百年后，另一位在杭州為官的詩人沿著白居易的足跡，繼續行走在大地上，在白堤年久失修后，又主持修筑了一條堤壩，稱為“蘇堤”，他也是在用這種方式來向這位他崇敬的前代詩人致敬。這位后來者就是蘇軾。長慶四年（824年），白居易任滿回到京城。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卜居于洛陽履道里。為官20余年，竟然湊不足買房錢，只好以兩匹馬抵償，于此可見他為官之清廉。此后的白居易，又曾任刑部侍郎等職，但是在離開江南之后，他已不愿再為官了。也許，在某個風和日麗的早晨，垂暮的詩人還會想起那些青山，那些綠水，想起那個沒有權謀沒有詭計沒有陷害的地方，那片真正屬于自己的地方。然后，暗暗問自己一句：“能不憶江南？” 附：白居易另兩首《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游。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 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得相逢！注釋：①《晉書·張翰傳》載：江南人張翰在外做官，見秋風起，思念故鄉菰菜、莼菜羹、鱸魚膾，于是說：“人生貴在使自己舒適，何必羈數千里，只是為了求得名聲呢！”于是棄官而歸。后人稱不愿為官，思念故鄉的感情為“莼鱸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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