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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宣公十二年》作者是誰

左丘明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

春秋左傳注

春秋左傳注

基本信息

圖書名稱：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套裝全4冊)

·出版社：中華書局

·頁碼：1736 頁

·出版日期：1990年

·ISBN：9787101002621

·條形碼：9787101002621

·版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32

·中文：中文

·套裝數(shù)量：4

作者：楊伯峻

內(nèi)容簡介

《春秋左傳》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起自魯隱公元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是學(xué)習(xí)、研究先秦歷史、文學(xué)、哲學(xué)和語言必讀的典籍。作者積數(shù)十年之力，對左氏《春秋》經(jīng)、傳作詳細校勘、分段、注釋，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及近代考古資料，融會貫通，時出己見，是為當(dāng)代《春秋左傳》集大成之全注本。

圖書目錄

修訂小記

前言

凡例

引用書目

隱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書摘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者，春、秋分也。其日之長短與夜中分，故曰日中。日中而出者，春分百草始繁，牧于垌野也。日中而入者，秋分農(nóng)事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也。據(jù)《周禮·夏官》《圉師》及《牧師》，知馬四季所居不同，春仲居牧，夏日居房（音訝，涼棚），秋仲居廐。《圉師》又云“春除蓐釁廐始牧”，則必于始牧之時而后釁廐，其時為夏正之二月，周正之夏矣。今實于殷正之春《丑、寅、卯三月》新廐，故云不時。《公羊傳》謂“新”為“修舊”，非《左傳》意。

夏，鄭入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日侵，輕曰襲。聲罪致討，鐘鼓堂堂曰伐，鐘鼓不備或不用曰侵，以輕師掩其不備曰襲。《晉語》五云：“是故伐備鐘鼓，襲、侵密聲”，亦此意也。然有時侵伐亦可互言，定四年《經(jīng)》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wèi)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計總十九國之師，豈可不備鐘鼓？而書用“侵”字，故傳云：“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則用“伐”字。

作者簡介

楊伯峻（1909～1992）中華書局編審，湖南長沙人。1932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解放前曾任馮玉祥研究室成員、中山大學(xué)講師。解放后歷任湖南《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協(xié)秘書處處長，湖南省統(tǒng)戰(zhàn)部辦公室主任，北京大學(xué)、蘭州大學(xué)副教授，中華書局編審。中國語言學(xué)會理事。著有《文言虛詞》（中華書局1965年）、《文言語法》（中華書局1963年）、《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2年）、《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62年）、《春秋左傳論》（中華書局1981年）、《春秋左傳詞典》（中華書局1985年）、《楊伯峻治學(xué)論稿》（岳麓書社1992年）、《楊伯峻學(xué)術(shù)論文集》（岳麓書社1984年）等。1984年為電大主講《淺談〈詩經(jīng)〉》、《〈春秋左傳〉淺講》、《〈論語〉和〈孟子〉》，所講內(nèi)容作為教材收入《中國古代文化史講座》（中央廣播電視大學(xué)出版社1984年）。

左傳的刊刻情況

《左傳》是中國古代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漢朝以后才多稱《左傳》。它與《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許多學(xué)者也持懷疑態(tài)度。很多人都認為寫《左傳》的左氏并非左丘明。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zhàn)國時人；鄭樵《六經(jīng)奧論》認為是戰(zhàn)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xué)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為則認為是劉歆所作。今人童書業(yè)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zhàn)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現(xiàn)在一般認為《左傳》非一時一人所作，成書時間大約在戰(zhàn)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中葉），是由戰(zhàn)國時的一些學(xué)者編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寫。

《左傳》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xué)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后世的史學(xué)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於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diào)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xiàn)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

《左傳》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guī)范、典章制度、社會風(fēng)俗、民族關(guān)系、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范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yōu)秀的文學(xué)著作。它表現(xiàn)在：長於記述戰(zhàn)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左傳》受到學(xué)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后有鄭玄、杜預(yù)為其作注解，以后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傳》在史學(xué)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后，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戰(zhàn)國文字最早被發(fā)現(xiàn)是在西漢以后，歷代學(xué)者都對戰(zhàn)國文字進行了研究。漢代廢除了秦的“挾書之律”，一些未遭秦火焚毀的典籍如《孝經(jīng)》、《左傳》、《周禮》、《尚書》、《論語》先后從地下和墻壁中被發(fā)現(xiàn)或從民間獻出。這些古籍多使用戰(zhàn)國時期東方諸國的文字寫成的，被稱為古文。東漢許慎在《說文》一書中對所收一千多個古文從形音義角度進行了全面地研究。自三國到民國以前，研究戰(zhàn)國文字的學(xué)者主要有魏初的邯鄲淳、西晉的荀勗、和嶠、衛(wèi)恒、束晳、續(xù)咸、隋顏之推、唐傅奕、北宋郭忠恕、夏竦、蘇軾、歐陽修、趙明誠、葉石林、清代陳介祺、吳大澄等人。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出土的戰(zhàn)國文字資料巨增，這一時期研究戰(zhàn)國文字的學(xué)者也隨之增多，主要有王國維、唐蘭、劉節(jié)、容庚、郭沫若、徐中舒、胡先煒等人。其中研究成績最顯著的當(dāng)推王國維，他將“古文”確定為戰(zhàn)國時期東方六國的文字，這一結(jié)論指明了“古文”的性質(zhì)及正確年代，是對研究戰(zhàn)國文字的重大貢獻。

古籍的刻工

刻工又稱“鐫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書版的工匠手。

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縫下方（即下書口）都記有刻工的名字。這些名字，對一般圖書來說，當(dāng)初可能是為了計酬所留，同時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責(zé)任；對特殊的圖書，如佛經(jīng)、佛像等來說，可能是為了積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這些名字雖然都很簡單，但是，因為一個人的技藝總有自己獨特的風(fēng)格，再參以記名，就很容易區(qū)別；同時，一個人的藝齡，如果從二十歲開始計算的話，一般的大約不會超過五十年，或者說，大體應(yīng)在四十年左右。這樣，我們憑藉刻工這兩方面的因素，就不難從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論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體刊刻時間。這對辨別偽本亦大有益處。

如商務(wù)印書館所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所收《南史》，題為元大德間刊本，但據(jù)著名學(xué)者王重民先生考，“乃其刻工十八九同于明初所刻《北史》”（見《中國善本書提要》），可證此書并非元刻本，更非元大德年間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有另一部《南史》殘存二十六卷，即《本紀》四至七、《列傳》一至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至四十四、五十八至六十。王重民先生說：（此本）“下書口記刻工，大都為朱敬之、徐進卿、何甫三數(shù)人所刻。敬之或署朱茍，或單署敬字（草書似秀字）；進卿單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又有張（或作弓）、楊（或作木易）、翁、董、章、鄭、陳、方、于、洪、良等單字，與明初補版署雙名者，其風(fēng)格迥乎不同”（見《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紀傳類》），可證這個本子是“真為元刻元印”（出處同上）。看得出，這里考訂的依據(jù)主要就是刻工。刻工的重要可見一斑。

就目前而論，我國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于后晉開運四年（公元947年），為曹元忠雕刻觀世菩薩像，此像上圖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竊走。

由于后世所存宋版書大都是南宋刻本，故關(guān)于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而南宋刻工所知較多。據(jù)日本學(xué)者長澤規(guī)矩也據(jù)日藏宋版書一百三十種統(tǒng)計，計有刻工一千七百人，除去只署姓，或只署名而無姓者，共一千三百人。我國學(xué)者張秀民先生，致力于我國古代出版史的研究，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中國印刷史》這部巨著。他說：“筆者據(jù)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種，及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寧波天一閣所藏宋本數(shù)十種，又找出約七百人，其中大部分可補長澤氏之不足。因宋本蝴蝶裝，許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內(nèi)，不易看出，所以數(shù)字不全。若加入《磧（音氣）砂（同沙）藏》中刻經(jīng)人孫仁等四百二十三人，宋刻工總數(shù)可考者近三千人，只存十一于千百而已”。（見《中國印刷史第三章》）

古籍的流傳

古籍的流傳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簡策時代的古籍是以單篇流傳；紙普遍使用之后，由于書寫工具的改進，古籍開始以“集”的形式流傳；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簡策時代的古籍所以是單篇流行，主要是因為文字的載體——竹簡太笨重。從出土的秦漢竹簡看，通常每枚竹簡只容納三十或四十個字左右。即以四十個字算吧，一篇一萬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簡，這就是說，一部五十萬字的書，就需要一萬二千五百枚竹簡，這無論從體積上說還是從重量上說，都是十分可觀的。這就決定了當(dāng)時的書籍，只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例如大史學(xué)家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他在同書《老子韓非列傳》亦說，韓非“故作《孤憤》、《五蠹（音度）》、《內(nèi)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所列舉的都是今天《管子》、《韓非子》兩書中的篇名，很可說明當(dāng)時的書籍的單篇流行的事實。

古籍的單篇流行，帶來了下列后果：

①一個作者的書，讀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統(tǒng)一。

②一部完整的書，由于單篇流傳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記》一百三十篇，從司馬遷寫成，到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時，就已有“十篇有錄無書”，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晉之時，紙作為一種輕便的書寫工具，已逐漸普遍使用。

晉人傅咸稱紙“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并說紙有“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的優(yōu)點（以上引文均見《紙賦》）。這樣，古籍就改變了過去單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傳了。《四庫總目》“別集類”的上序說：集……其自制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qū)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四庫全書卷一四八集部別集類）

“集”的流傳形式，大體有下列特點：

①一個人的著述較為集中，為研讀一個人或一個學(xué)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

②文集或詩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親屬、門弟子編定、較為可靠。

③由于“集”的容納量視簡策的單篇大大加大，鈔寫并不容易，故書籍很受人珍視，往往一書而幾代相傳，反復(fù)校勘，絕少訛誤，精本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書籍不僅一改而為批量流行，而且，它還作為商品進入了交易市場。這種情況帶來的結(jié)果是：①書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訛誤，則廣為擴散，甚至以訛傳訛；③由于商人刻書以盈利為目的，粗制亂造者往往有之。鑒于這種情況專門研究和品評版本優(yōu)劣的版本學(xué)便應(yīng)運而生；同時，校訂文字訛誤的校勘學(xué)也得到了極大發(fā)展。

龔留柱《春秋弦歌〈左傳〉與中國文化》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4月。本書共分正文和附錄兩大部分。正文從《左傳》的來歷與傳統(tǒng)，《左傳》的思想內(nèi)容，《左傳》與中國史學(xué)、文學(xué)、政治文化，《左傳》與中國兵學(xué)等方面講述了《左傳》與中國文化的關(guān)系。系統(tǒng)、全面、深入地探討了《左傳》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的全方位影響。

、《孝經(jīng)》與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以《孝經(jīng)》為偽作的學(xué)者，很注意從《孝經(jīng)》內(nèi)部尋找攻擊點，焦點有二：

一是《孝經(jīng)》與《左傳》有同文，說者認定是《孝經(jīng)》襲《左傳》。姚際恒《古今偽書考》云：“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經(jīng)’至‘因地之義’，襲《左傳》子太叔述子產(chǎn)之言，惟易‘禮’字為‘孝’字。《圣治章》‘以順則逆’至‘兇德’，襲《左傳》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襲《左傳》北宮文子論儀之言。《事君章》‘進思盡忠’二語，襲《左傳》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言。《左傳》自張禹所傳后始漸行于世，則《孝經(jīng)》者，蓋其時之人所為也。勘其文字，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之類，同為漢儒之作。”姚氏將《左傳》和《孔子閑居》等一律視為漢儒之作，未免成見過深。近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一批走私出境戰(zhàn)國楚簡，內(nèi)中即有《孔子閑居》，姚說非但不攻自破，而且適成反證。類似之說，可置而勿論。姚鼐《孝經(jīng)刊誤書后》云：“若其詞有同于《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為《傳》時取詞于是，未可知也。”姚說甚是。以《孝經(jīng)》與《左傳》有同文，而斷言必是《孝經(jīng)》襲《左傳》，在邏輯上難以成立。

二是認為《孝經(jīng)·諫爭章》關(guān)于“爭子”的論述與孔子思想相悖：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

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

友，則終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dāng)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

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當(dāng)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認為，此章“父當(dāng)有爭子”的論述，與孔子思想明顯抵牾：“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多少低回曲折！今《諫爭章》云‘父有爭子，……故當(dāng)不義，子不可不爭于父；……從父之令，焉得為孝！’又何其徑直而且傷于激也？其言絕不倫類。”楊成孚《經(jīng)學(xué)概論》云：“《孝經(jīng)》中的思想，亦不應(yīng)與《大戴禮記》和《禮記》中曾子論孝的內(nèi)容發(fā)生矛盾。如《孝經(jīng)》主張‘父有爭子’，而《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上》則認為子與父辯是禍亂之源。”（116頁，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1994）

辯難者將爭子之“爭”理解為“爭辯”，似有偷換概念之嫌。此“爭”為“諍”之借字，御注云：“爭謂諫也。”孔子生逢亂世，昏君當(dāng)?shù)溃瑏y臣弄權(quán)，賊子篡弒，若置若罔聞，依然偏揚敬順，不倡諫諍，能成其為淑世救民之孔子乎？從某種程度而言，亂世的形成，正是缺少爭臣、爭子。因此，孔子反對愚孝，在情理之中。御注云：“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得之。

孔子關(guān)于“父當(dāng)有爭子”的思想，并非只見于《孝經(jīng)》，在孔門弟子的著作中，時有所見，如《荀子·子道》云：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

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

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

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

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

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故勞苦雕萃而能無失其敬，災(zāi)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

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

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xiāng)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

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

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

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

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在辯難者稱引的《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中也有關(guān)于諫諍的論述：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

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

孔子甚至批評曾參過于順從其父，乃至聽任其父親施暴、一味委曲求全的態(tài)度：

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既身，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韓

詩外傳》卷八）

在孔子看來，使父親身陷不義之地，就是最大的不孝。《諫爭章》“故當(dāng)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與《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的思想一脈相承。在仁與義的原則面前，孔子的態(tài)度很明確。當(dāng)然，孔子反對為諫父之過而態(tài)度激烈，導(dǎo)致父子反目，故《禮記·曲禮》云：“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待日后氣氛緩和時再諫，此與孔子諫諍思想并無捍格。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父子關(guān)系與君臣關(guān)系相一致。為父者與為君者均非圣人，孰能無過？因此，臣子都有匡扶君父的責(zé)任。《論語·季氏》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將用彼相矣。……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無論是為人臣還是為人子者，都不應(yīng)該“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這一看法在郭店楚簡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印證。楚簡《魯穆公問子思》云：

魯穆公問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

矣。”

“恒稱其君之惡者”，就是“爭臣”。《諫諍章》將爭臣與爭子置于同一體系中加以論述，既然為君者要有恒稱其惡的爭臣，則為父者要有能諫其過的爭子，已是不言而喻。要之，“諫爭”是孔子孝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爭子”之說否定《孝經(jīng)》，鄙見以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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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春秋左傳注 (修訂本) 》 (全1-4冊)

作者：楊伯俊 編著

出版社：中華書局

是研究經(jīng)典的學(xué)者讀的全本，雖然是“權(quán)威”但對于你并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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