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是哪個朝代的(范曄是南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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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嘩是什么朝代
范曄(398年—445年),字蔚宗,順陽(今河南南陽淅川)人,南朝宋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范曄才華橫溢,史學(xué)成就突出,其《后漢書》博采眾書,結(jié)構(gòu)嚴謹、屬詞麗密,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前四史”。
后漢書的作者是誰啊?
后漢書的作者是范曄。
范曄(398年~445年),字蔚宗,順陽郡順陽縣(今河南省淅川縣李官橋鎮(zhèn))人。南朝宋時期著名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官員。
范曄一生才華橫溢,史學(xué)成就突出。著作《后漢書》,博采眾書,結(jié)構(gòu)嚴謹、屬詞麗密,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前四史”。
后漢書藝術(shù)特色
《后漢書》繼承了前代的紀傳體制,但在編寫上又有所創(chuàng)新。在人物類傳方面,除承襲《漢書》的《循吏》《酷吏》《儒林》等類傳外,憑著對社會的更進一步的剖析與理解,結(jié)合東漢社會的特點,他又創(chuàng)制了前代史書中所沒有的《黨錮》《宦者》《文苑》《獨行》《逸民》《方術(shù)》《列女》等7種新的類傳。
而后6種類傳為后世大多數(shù)紀傳體史書承襲,“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晉涵《江南書錄》),使緣乎東漢歷史的體例獲得了超越時序的永恒的史學(xué)價值。
后漢書的作者是誰寫的(后漢書的作者是誰是什么朝代的)
1、后漢書的作者是誰寫的。
2、后漢書的作者是誰是什么朝代的。
3、后漢書的作者是誰?東漢時期。
4、后漢書的作者是誰三國志的作者是誰。
1.《后漢書》的作者是范曄。
2.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安北將軍范汪曾孫,豫章太守范寧之孫,侍中范泰之子。
3.南朝宋官員、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
4.范曄出身士族家庭,元熙二年,劉裕代晉稱帝,范曄應(yīng)招出仕,任彭城王劉義康門下冠軍將軍,秘書丞。
5.元嘉九年,因得罪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于任內(nèi)著寫《后漢書》。
6.元嘉十七年,范曄投靠始興王劉浚,歷任后軍長史、南下邳太守,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
7.元嘉二十二年,因參和孔熙先,彭城王劉義康的政變陰謀,事敗被處斬,死時年48歲。
后漢書的作者是誰?
《后漢書》的作者是南朝宋時期的杰出史學(xué)家范曄,如今流傳于世的《后漢書》當中的紀十卷和列傳八十卷的內(nèi)容是由范曄所編著的,其中的志三十卷是晉朝司馬彪所著的《續(xù)漢書》內(nèi)容,是由北宋時期的人將后者與前者合刊而成。
范曄,字蔚宗,屬于如今的河南人士。范曄出生名門,幼時起便酷愛讀書,劉裕代晉稱帝之后,范曄應(yīng)招入仕為官。范曄學(xué)識淵博,無論是文采、音律,又或者是書法均十分精通,但其本人性格傲岸不羈。時年四十八歲的范曄最后因為受人慫恿之下,參與彭城王劉義康的謀反,事情敗露后被處死。
范曄所編著的《后漢書》當中的內(nèi)容主要是承襲了司馬遷的《史記》,以及班固的《漢書》所具有的現(xiàn)成體例,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在許多內(nèi)容當中為了將歷史事件敘述清楚,打破了原本歷史朝代所帶來的禁錮。
范曄簡介
范曄(398~445),字尉宗,南朝宋順陽人,南北朝時期著名史學(xué)家。
范曄早年曾任鼓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后官至尚書吏部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因事觸怒劉義康,左遷為宣城郡(郡治在今安徽宣城)太守。后來他又幾次升遷,官于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有人告發(fā)他密謀擁立劉義康,于是以謀反的罪名被處以死刑。
范曄一生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則是撰寫了被后人稱之為前四史之一的《后漢書》。范曄以《東觀漢記》為藍本,對其它各家撰著博采眾長,斟酌取舍,并自定體例,訂偽考異,刪繁補略,寫成《后漢書》。由于他的“后漢書”文約事詳,逐漸取代了前人的著作。
《后漢書》繼承了《史記》、《漢書》的紀傳體例,敘事簡明而周詳,記事有重點而不遺漏。其敘事的特點是以類相從而不記年代的先后。有些篇目的內(nèi)容頗有增益,如《東夷列傳》就較詳細的記述了當時朝鮮半島諸國和日本(當時稱倭國)的情況,又《南蠻傳》也為前所未載。《后漢書》又新立了一些類傳,如《逸民》、《列女》等。 岑 參
范曄的資料
范曄
范曄(公元398—446年),字蔚宗,祖籍順陽(今河南淅川縣),范家自西晉永嘉之亂后移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市),范曄是南朝劉宋時期的杰出史學(xué)家,史學(xué)名著《后漢書》的作者。
士族家世 早年經(jīng)歷
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xí)x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范寧先后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zhí)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于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quán)后。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fā)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后擔(dān)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后,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xué)傳統(tǒng)。范汪“博學(xué)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于醫(yī)學(xué)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xué),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jīng)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范曄十七歲,州刺史征辟他為主簿。當時,范曄同其父范泰一樣,在政治上是支持劉裕的,故不肯應(yīng)辟就職。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劉裕代晉稱帝,改國號為宋。這一年,二十三歲的范曄應(yīng)召到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恭的府下為冠軍參軍,后又隨府轉(zhuǎn)為右軍參軍。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擔(dān)任過尚書外兵郎、荊州別駕從事史、秘書監(jiān)、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多種職務(wù)。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劉義康把故僚們召集到府內(nèi)幫助料理喪事,范曄也到場了。劉義康的母親死了,范曄實在悲傷不起來。在臨葬前的一天夜晚,輪到他的弟弟范廣淵值班,范曄兄弟倆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來。醉意朦朧之際,范曄忘記了利害,竟推開窗子,聽挽歌助酒。這件事傳出后,劉義康非常惱怒。幾句讒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曄打發(fā)到宣城(今安徽宣城)當太守去了。
這次貶官對范曄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隱痛。范曄雖然生在名門士族,但他本人卻是個妾生的庶子。晉代自“永嘉以來,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茂《野客叢書》卷十五),嫡庶之別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決定了子女們的社會身分。范曄的母親把他生在廁所里,并且碰傷了他的前額,因而落下個小字為“磚”。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學(xué),罵他“進利”,認為他是終家破族的禍害。父親范泰也不喜歡范曄,早早地將他過繼給從伯范弘之。屈伸榮辱與宦海浮沉,使得范曄心情十分苦悶。 在宣城任上,他開始從事后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這種痛苦。史事的研究,打開了他的眼界。范曄后來講:“本未關(guān)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漢,轉(zhuǎn)得統(tǒng)緒。”這就是說,原來現(xiàn)實中的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在同歷史的經(jīng)驗相對照后,他逐漸整理出了一些頭緒。范曄憑著個人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寫出了他的歷史名作《后漢書》。這一年,他三十五歲。
后漢史書 杰出成就
《后漢書》記事上起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范曄原計劃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他委托謝儼代撰。謝儼搜撰完畢,卷入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斗爭,與范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志稿與范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以后梁人劉昭注《后漢書》時,因范曄曾稱贊過西晉人司馬彪的《續(xù)漢書》,遂取其八志以補范書之缺,故今仍稱此志為《續(xù)漢志》。
范曄曾講過,他編纂《后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nèi)發(fā)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wù),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曄特別重視史論。他采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后漢書》的一個特點。范曄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盡量地把某一歷史現(xiàn)象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結(jié)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雖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內(nèi)在聯(lián)系大多是浮淺的,甚至有的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從歷史形勢發(fā)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jié)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史學(xué)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fēng)的變遷:戰(zhàn)國時期重計謀、尊說士,因而誘導(dǎo)很多人飾巧馳辯進行釣利;漢高祖文禮簡闊,引起人們的輕死重義,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學(xué),又出現(xiàn)了黨同伐異的紛爭;到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宦官當權(quán),則造成清議的流行。他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表明范曄看到了某些歷史現(xiàn)象向矛盾的對立面發(fā)展,他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面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
范曄對《后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據(jù)《隋書·魏憺傳》記載,范曄著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wǎng)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后學(xué),此焉為優(yōu),故繼而作之。”這表明在他看來,采用紀傳體寫史比編年體更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能給后人提供更多的東西。
《后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xiàn)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jù)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chuàng)新,有所變動。首先,他在帝紀之后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xù)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后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shù)》、《逸民》和《列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xué)家。尤為可貴的是,《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貞女節(jié)婦,還包括并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琰。范曄首創(chuàng)《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xué)發(fā)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xué)擺到了應(yīng)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shè)立的。第三,《后漢書》突出了“論”、“贊”的地位。司馬遷、班固和陳壽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評史,只是具體名目不同。《史記》稱“太史公曰”,《漢書》為“贊”,《三國志》曰“評”。“論”、“贊”在《后漢書》中的重要性遠在前面三書之上,因為范曄不但利用這種形式評論史實,還對某一歷史人物或事件進行綜述,從幾個方面反復(fù)地進行分析,對本傳起到題解作用。《后漢書》的“論”一般是指紀傳后面的論,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論中又有序論,也稱作序,是在《皇后紀》和雜傳的前面。論多是評論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有時也采取諷喻或感慨的形式。贊在每篇紀傳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韻語寫成,或概括史實,或另發(fā)新意,多可補論的不足。贊的語言凝煉,用意很深。如從《光武帝紀》到《獻帝紀》的贊,概括了東漢建立、發(fā)展和衰亡等不同階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贊合起來看,簡直是一篇用韻語寫的東漢政治史略。在《胡廣傳》中,作者寫了一個以茍合取容又無可短長的官僚的升遷史,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jù)正或橈。”透露了作者對這類人物的指責(zé)和義憤。
《后漢書》結(jié)構(gòu)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后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fēng)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lǐng)。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傳。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后六卷為邊族列傳。除此之外,《后漢書》的嚴謹還表現(xiàn)在范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shù)人相關(guān)的,則見于此必不見彼。全書經(jīng)過范曄的悉心訂核,確實有劉知幾所說的“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的長處。同時,范曄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長統(tǒng)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跡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像《卓茂傳》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勛等五人的事跡,《來歷傳》則附錄了與來歷一起反對廢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跡。
范曄基本上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后漢書》里,他猛烈地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主要集中于《西域傳》論中。他指出,自張騫以來,西域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關(guān)于佛神的記載,所謂佛教的種種說法都是后起的。雖然佛教“好仁惡殺,蠲敝崇善”的教義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譎不經(jīng)的,尤其是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yīng)的說法,更使通達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曄還在《襄楷傳》和《桓帝紀》論中,對崇佛的漢桓帝進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評。范曄反對天命論。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氏復(fù)興,李氏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圣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這說明范曄根本不信圖讖。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張衡引述大量史實,論證了圖讖的欺偽,范曄對此記載甚詳,表明了贊同的態(tài)度。有趣的是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于《郭躬傳》后。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可是,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范曄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后漢書》中的無神論和反天命思想,無疑是有進步性的。由于時代的局限,范曄的無神論思想并不徹底。《后漢書》反映出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竇武、何進傳》中,他把竇、何兩人的失敗與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權(quán)亦有余,蓋天敗也”的看法。《后漢書》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記載,特別是在《方術(shù)傳》中,他把費長房的縮地、王喬的鳧履、左慈的羊鳴、郭憲、欒巴的潠酒滅火寫得活靈活現(xiàn),仿佛天下真有仙術(shù)。這都是范曄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xiàn)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tǒng)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這些文章大多宣揚了異端思想,如把社會動亂的原因大膽地歸結(jié)為統(tǒng)治階級倒行逆施的結(jié)果。他們說,殘暴的君主看見大家不敢違背他的意志,總以為自己的統(tǒng)治非常鞏固。于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他把“餓狼”“饑虎”一樣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結(jié)果“怨毒無聊,禍亂并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這些文章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奢侈腐化,說他們“連棟數(shù)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還認為,某些君臣關(guān)系是臣虜關(guān)系,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關(guān)系。范曄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異端思想外,在《竇憲傳》論中則直接對君主濫用權(quán)力,糟蹋人力的行徑表示不滿:“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煨塵者,亦何支哉!”《后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quán)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jié),對張儉、范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融進了作者的感情。遺憾的是,他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nóng)民起義。范曄對黃巾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tài)度,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
范曄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對于《后漢書》的文章,他自己評價很高。確實,范書文辭優(yōu)美,簡潔流暢,不僅為史學(xué)名著,也稱得上是文學(xué)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曄過于重文,對于史的記載不免有所虧損。如司馬彪《續(xù)漢書》載:“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shù)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下辯東三十余里許,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汪溺之患。”史料詳實生動,但到了范曄的筆下只剩下“數(shù)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和“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余戶,鹽米豐賤,十倍于前”的幾句了。
《后漢書》是范曄私人著述,又尚未徹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這部書的人很少,影響不大。
生性耿直 殺身之禍
劉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襲在晉時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約在永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范曄離開宣城,調(diào)任為長沙王鎮(zhèn)軍長史,并領(lǐng)銜為寧朔將軍。
次年,范曄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時,其兄范暠在宜都擔(dān)任太守。父親去世后,嫡母一直隨暠在官。按照禮教的規(guī)定,范曄應(yīng)該即刻啟程奔喪。但他對嫡母素?zé)o感情,故遲遲不肯上路,被迫動身后,又攜帶妻小自隨。范曄一系列的違禮行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彈劾。宋文帝比較欣賞范曄的才能,沒有將他治罪。
此后,從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到二十一年,五年多的時間里,范曄的仕途一直比較順利。他先后擔(dān)任過始興王后軍長史,并領(lǐng)南下邳太守。始興王由豫州調(diào)至建康(今南京)為揚州刺史,范曄隨行入京。不久,他升任為統(tǒng)領(lǐng)一部分禁軍的左衛(wèi)將軍和職務(wù)相當于尚書令的太子詹事。 范曄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學(xué)識淵博,善于為文外,還精通音樂,長于書法。但范曄為人傲岸不羈,不肯迎合最高統(tǒng)治者。他的琵琶彈得很好,并能創(chuàng)作新曲。宋文帝很想聽聽,屢次加以暗示,范曄假裝糊涂,始終不肯為皇帝彈奏。在一次宴會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曄請求說:“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嗎?”話說得這份上,范曄只得奉旨彈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彈一曲。 擔(dān)任朝廷要職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曄得到皇帝的寵信。范曄雖然不巴結(jié)皇帝,對同僚卻以誠相待。當時,沈演之為右衛(wèi)將軍,與范曄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每次朝見皇帝時,范曄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來一起進去。而同僚從來對他不懷好意,想盡辦法排擠、打擊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來沒有等范曄的習(xí)慣。不久,范曄識破了同僚們的陰賊險惡,寫了一篇《和香方》,對他們進行譏訕。根據(jù)同僚的特點,他把他們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鈍”的“棗膏”;有的比作是“虛燥”的“靈藿”、“粘濕”的“詹唐”等等,而范曄則以“沈?qū)嵰缀汀弊杂鳌!逗拖惴健芬怀觯瑸橥潘蝗荨T诔錆M陷阱的官場上,范曄不懂得保護自己,終于引出了殺身大禍。 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zhí)政,威權(quán)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隨著時間的推移,兄弟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宋文帝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誅殺、流徙劉義康的親信劉湛、劉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劉義康的宰輔職務(wù),將他貶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劉義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敗,遂加緊活動準備奪權(quán)。
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劉義康的幾位心腹籌劃政變。由于范曄掌握禁軍,有盛名,又多年在劉義康的部下為官,所以在網(wǎng)羅黨羽時候,成了他們注意的對象。他們通過各種方法拉攏范曄,劉義康也因宣城之貶向他頻致歉意。最初,范曄不同意參與,對方用朝廷拒絕聯(lián)姻一事相激。考慮到自己的處境,范曄終于參加進來。他們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劉義康的黨羽孔熙先兄弟倆事先寫好檄文,并要范曄以劉義康的名義起草政變宣言。由于種種原因,政變未能如期舉行。這年十一月,劉義康的一個黨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聲稱范曄是政變的主謀。于是,范曄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公元466年1月)慘遭殺害,時年四十八歲。范曄在臨刑前,仍然堅持自己的無神論主張,對那些相信佛教并對他投石下井的同僚進行了不妥協(xié)的抗爭。他說:“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 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jié)了他對文學(xué)、史學(xué)、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后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xué)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他說,世人多貴古賤今,所以他才“稱情狂言”,以期引起人們對《后漢書》的重視。范曄的自夸雖然有些過分,但他的著作也確實有超人之處。劉昭說:“范曄后漢,誠跨眾氏”(《后漢書注補志序》),劉知幾也說:“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參見《史通》的《書事篇》和《補注篇》)。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書一出,諸家《后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后來除晉人袁宏的《后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余都已不存。這說明范書殺青雖晚,卻后來居上。 《后漢書》的紀傳部分為唐高宗太子李賢所注。司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劉昭。劉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書及司馬志,李賢的注即是以此為基礎(chǔ),參照其他各書增刪而成的。李賢以志非范書,故不注,劉注作為補闕才與李注一并流傳下來了。清人注釋《后漢書》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棟的《補注》為最好。后來王先謙采集眾注合成《集解》一書,更為后學(xué)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后漢書》外,范曄的遺著尚有集十五卷,錄一卷,《和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俱見《隋書·經(jīng)籍志》)。據(jù)《舊唐志》記載,范曄還著有《百官階次》一卷。上述各書,今皆不存。今存者有《雙鶴詩序》一篇,見《藝文類聚》卷90;《樂游應(yīng)詔詩》一首,見《文選》卷2。
范曄被處決時,其子范藹、范遙、范叔蔞同時遇害。后人中只有范藹子范魯連,因其母為公主之女,得全性命。其侄孫范縝、范云有名于齊、梁之世。范縝繼承與完善了范曄的無神論的思想,范曄生前一直未能完成的無鬼論,則為范縝所著的神滅論——這部在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上劃時代的唯物主義論文——填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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