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本篇文章就來給大家分享如何賞析詩經的《長發》，以及詩經 長發對應的知識和見解，內容偏長，大家要耐心看完哦，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大啟而宇，長發其祥”具體的解釋是什么啊？謝謝

喬遷新居的對聯

大啟而宇，長發其祥

大啟而宇 自從上天或是上帝開天劈地形成了宇宙,創造天地

長發其祥 長久發展成福慶吉祥的樣子。(或是很早以前就有天賜的安詳)

詩經:

長發

浚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長發〉是〈詩經．商頌〉下面的一首詩歌，是為了「大禘」而作的贊美詩。

什 叫「大禘」呢？

《毛詩正義》解釋說：「大禘，郊祭天也。」

《禮記》解釋說：「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這兩段話的大意是：

「大禘」是指在郊外舉行的「祭天」大典。

古時候，君王要定期舉行祭天大典，以敬拜創造祖先的上帝（這是祭天的主祀），同時也追思祖先，并把追思祖先的活動做為祭天大典的配祀。萬物的根源來自天父上帝，人類的根源來自祖先，所以在郊外舉行祭天大典敬拜上帝時，也要舉行配祀以追思祖先。在郊外祭天的目的，是為了要隆重地報答上帝和祖先的恩德。

這里所謂的「其祖之所自出」，是指人類出現的源頭，即祖先的祖先。但是人類祖先的源頭追溯到最遠是誰呢？追根究底，人類最遠、最初的祖先就是「屬靈的天…上帝」。東漢馬融這樣形容「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人類文明的祖先是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是人類文明也是萬物的始祖。

由此可見，「大禘」和「禘其祖之所自出」所指的都是同一個儀禮…「祭天」大典，「祭天」大典的主祀是敬拜上帝，配祀是追思祖先。

關於這個「郊祭天」的大典，孔子這 描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敬拜上帝的儀禮叫做「郊社之禮」，追思祖先的儀禮叫做「宗廟之禮」。懂的如何「敬拜上帝、追思祖先」的人，治理國家就好像讀自己手掌的紋路一樣容易。

下面是〈長發〉的白話譯文：

廣大明哲的殷商，

很早以前就有天賜的安祥，

遙想當年洪水患難，

大禹治水給大地帶來了平安，

使中國的疆域逐漸向外擴展，

直到幅員又遠又長，

那時有娀氏的女兒正在成長，

上帝祝福她生下了商王。

商王契施行德政，

不僅在自己小小封國里執行，

也推行到大中華的每一塊疆域，

使全地的百姓都努力遵循。

他到各地巡視，

看到民眾遵守律法無不滿心歡欣，

商契的子孫相土更是威名遠播，

連海外的諸侯也都前來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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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毛詩正義》所登錄的原文和注解如下：

長發：大禘也。【注－1】

浚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注－2】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注－3】。

【注－1】

《毛詩正義》解釋說：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

從《毛詩正義》的注解里我們可以看出，在祭天的大典上，中國先民所崇拜的「上帝」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所敬拜的上帝乃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宇宙萬物的創造者」。這跟老子所形容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奧」的「道」完全一樣的意思，即：上帝是道，道也是上帝。

【注－2】

浚，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

【注－3】

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用歷史學欣賞詩經

《詩經》本來只是周代的詩歌集，作者既有平民，又有貴族，涵蓋了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作為歷史的見證，《詩經》保存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鮮明特色，保存了些國家大事的真實細節，同時也保存了上古史的某些素材。儒家學說將《詩經》加以引申發揮，有的固然合乎情理，有的風馬牛不相及，有的簡直是誤解。但是由于儒家學說二千多年的正統地位，多么離奇的說法都被奉為圭臬！今天正本清源，充分認識《詩經》的歷史學地位，有重要的意義。 《詩經》共305篇。“小雅”的《南陔》、《白華》和《華黍》三首已經失傳，而在一些版本中，仍列出這三篇的題目。《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風”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居多，愛情、婚姻生活，歌頌人民美德，征人思鄉，沒落貴族的哀怨，奴隸反抗剝削.......真切的情感溢于言表。“雅”為周王畿內樂調。“大雅”與“小雅”的區別《詩序》認為是王政有大有小，以此分為兩類。“大雅”多作于西周早期，“小雅”則從西周后期到東周時。“雅”的主要是貴族宴會上歌唱，也有民歌。“頌”是祭祀時唱的，其中部分是民族史詩。《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事實上，在孔子之前“詩三百”已經成形，孔子只是編訂這三百多篇詩歌的樂譜，親自演唱，目的在于復興禮樂。孔子刪詩并不可信。周王朝有采集民歌的制度。各地民歌與貴族、王室的作品合為詩集，是由周王朝的樂官完成的，從《左傳》引用《詩》看，早在孔子出生之前《詩》已成為上層人士的學習內容，在談話中引用的《詩》，大部分見于后來傳世的《詩經》 孔子把《詩經》作為自己講課用的教材之一，后學不斷發展孔子及其弟子的學說，《詩經》成為一門莊嚴偉大的學問。學者根據楚竹書《詩論》，認為《詩論》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作者應為子夏。《詩論》經過了多次改編，最后成為《詩序》。由戰國時代的毛亨和漢朝的毛萇即大小毛公所傳的《毛詩》，又由漢朝的鄭玄作注，唐朝的孔穎達作疏，《毛詩》在經學中確立了至尊地位。兩千多年來，《詩經》研究既有訓詁，又有思想的探討，近、現代更有不少學者用于音韻學考證。在眾多的學術流派中，用現代的思想和方法去辯別，不僅是全面探究《詩經》的需要，還是把握中國思想史的需要。如《靜女》： “靜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 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 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 洵美且異， 匪女之為美， 美人之貽。” 這是一首表達細膩傳神的愛情詩。《毛序》認為“《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完全是胡說！朱熹認為這是“淫詩”，看清了本質，可異定性不對，與理學的“偽君子”有關吧？理學最大的缺陷就在于這種偽善的說教。 另一方面，從《詩經》的某篇引申出新義，也是確實存在的。以《關瞧》為例，《毛序》：“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今人以為這只是一首愛情詩，從“夢寐以求”到“定婚”、“結婚”，很自然。但翟相君考證說，這是一首求賢詩。馬王堆帛書載“（《關睢》）由色喻禮”，用淑女喻賢士是合乎戰國時代觀念的。當時“鐘鼓”與今義不同，指編鐘和懸鼓，歡迎嘉賓、祭祀或有樂事時才用，鄉人不可能有鐘鼓。諸侯宴賓、祭祀時，規定用《關瞧》等詩。當時婚俗必須有媒人，除了“野合”之外，應依禮而行，就算詩最初如字面所述，是愛情詩，而引申的意義在戰國時代被人們認可也中事實。 《頌》對于上古史有一些記載，十分重要。尤其《長發》一篇關于殷人開拓海外業績的追述，既已得到墨西哥考古發現的驗證，足以說明其真實性。可惜多數專家對此不悄一顧作為《商頌》之一的《殷武》，記載“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是說商湯以德服天下，從氐羌到荊蠻無不朝貢。《越絕書.吳內傳》：“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心歸之。......”可以佐證。《殷武》又記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甲骨文對此事件有明確記載，一條是：“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輿，左比曾”，另一條是：“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輿，左比（曾），十二月”。是說十二月乙未就伐荊卜，在我、曾、舉三國配合下，武丁親自率右、中、左三軍向荊楚發起進攻。可見《頌》包含的史實是傳承下來的可靠記載，可以補充正史的缺漏。 周代政治風云在《詩經》中有明確反映。王雷先生對“共和行政”的考證就利用了《詩經》的證據他認為周朝史官有意隱瞞了發生公元前842年有大規模暴動，《桑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立王”不可能指在位許多年的厲王，而是指宣王。厲王被逐后，宣王即位，國人暴動（這一次人所共知），召公用自己的兒子替宣王受死。“滅我立王”是詩作者的誤解，他以為國人真的殺了新立的宣王，師毀簋作于共和元年正月丁亥日，“隹（唯）王元年”即宣王剛被擁立為王時。不久，國人暴動，宣王被召公保護起來，公元前827年再次即位”。但史書中隱去了宣王第一次即位的史實。《竹書紀年》說：“共伯和干王位”，共伯和位于天子之尊，師毀稱他是“皇君”。這證明“共和”指“共伯和”，并非周召二公共和。《六月》：“薄伐嚴允，以奏朕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師和父即共武公，即共伯和。宣王五年尹吉甫接替他的職位。《莊子.讓王》說共伯和“得乎丘首”，是有道之人，淡泊名利。《史記》對這段史實或隱或刪，責任在周朝史官身上，《詩經》則有真實的記述。 《詩經》在名物、地理、習俗等方面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就不多談了。我們在欣賞其藝術的一面之外，也可以發掘其中的史學內涵。

希望采納

詩經中關于長發

oo32174以炔：你好。

《詩經 頌 商頌 長發》：

全詩具有史詩的因素，敘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實為基礎，同時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詩一樣，吸取了上古的許多神話傳說素材，但又根據殷商統治階級的功利及其意識形態，對神話傳說有所取舍和改造。

全詩從頭到尾貫穿著殷商統治階級的天命論思想：“君權天授”，他們是天帝的嫡裔，他們立國、開辟疆土、征伐異族、占有九州而統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們建立的新王朝的統治權以及所有的福祿——權力、財富和顯赫的榮耀，都得之于天，因為他們是天子及其嫡裔。統治階級的這種意識形態，是他們建立統治的理論基礎。詩中歌頌武功，即暴力掠奪和擴張，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祿是總”……，統治權和享受的百祿，都來自運用本身強大力量進行的戰爭。崇尚勇武和戰爭，為侵略、鎮壓、掠奪和統治披上“天意”的偽裝．正是殷商天命論的實質。

本詩的敘述并不平直板滯，善于運用一些形象的語言，描寫較為生動。韻律也較為整齊，除全詩末兩句外，句句用韻，每章換韻。在句式上，多用對句，或上下句相對，或雙句相對，或章句相對，行文變化多姿，使語言整齊勻稱，內容凝煉集中，有較強的節律感。

如何賞析詩經《長發》？

《長發》

浚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圣敬日躋。

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譯文

英明睿智大商始祖，永久興發福澤禎祥。上古時候洪水茫茫，大禹平治天下四方。遠方之國均為疆土，幅員廣闊而又綿長。有娀氏女青春年少，上帝讓她生子立商。

玄王商契威武剛毅，接受小國認真治理，成為大國政令通利。遵循禮法沒有失誤，巡視民情處置適宜。先祖相土武功烈烈，四海之外順服齊一。

先祖聽從上帝意旨，到成湯時最合天心。成湯降生適逢其時，明哲圣德日益增進。久久不息禱告神明，敬奉上帝一片至誠，上帝命他九州執政。

接受寶玉小球大球。作為諸侯方國表率。承受上天所降福佑，既不爭競也不急求，既不太剛也不太柔。施政溫和而且寬厚，千百福祿歸王所有。

接受大小拱璧珍寶，作為諸侯方國依靠。承受上天所賜恩寵，顯示他的勇武英豪。既不震恐也不動搖，既不懼怯也不驚擾，千百福祿都會來到。

武王興師揚旗親征，威風凜凜手持斧鉞。進軍如同熊熊火焰，沒有敵人敢于阻截。一棵樹干生三樹杈，不能再長其他枝葉。天下九州歸于一統，首先討伐韋國顧國，再去滅掉昆吾夏桀。

還在以前國家中世，湯有威力又有業績。他確實是上天之子，天降卿士作為輔弼。他也就是賢相伊尹，實為商王左膀右臂。

賞析

這是殷商后王祭祀成湯及其列祖，并以伊尹從祀的樂歌。

全詩七章，每章句數不等，其結構形式與《詩經》大多數篇章整齊的四言體等句分章不同。有韻，又與《周頌》各篇大多無韻不同。其內容以歌頌成湯為主并追述先王功業，并兼及功臣，也與其他祭頌之詩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國立國歷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國，所以商國一直蒙承天賜的吉祥。第二章歌頌商契建國施政使國家發展興盛，以及先祖相土開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轉入歌頌成湯。第三章歌頌成湯繼承和發展先祖功業，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頌成湯奉行天意溫厚施政，剛柔適中，為諸侯表率，因得天賜百祿。第五章歌頌成湯的強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寧，為諸侯所依靠，因得天賜百祿。第六章歌頌成湯討伐夏桀及其從國而平定天下。第七全詩從頭到尾貫穿著殷商統治階級的天命論思想：“君權天授”，他們是天帝的嫡裔，他們立國、開辟疆土、征伐異族、占有九州而統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們建立的新王朝的統治權以及所有的福祿——權力、財富和顯赫的榮耀，都得之于天，因為他們是天子及其嫡裔。統治階級的這種意識形態，是他們建立統治的理論基礎。詩中歌頌武功，即暴力掠奪和擴張，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祿是總”，統治權和享受的百祿，都來自運用本身強大力量進行的戰爭。崇尚勇武和戰爭，為侵略、鎮壓、掠奪和統治披上“天意”的偽裝．正是殷商天命論的實質。

詩中塑造了商王朝創造者成湯的形象。他繼續祖業而積極進取，開創新王朝基業。他恭誠敬天，“帝命不違”，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獲得天佑，“百祿是遒”，是忠誠的天之子；他英武威嚴，戰無不克，“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沖鋒敵陣，其氣勢“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既蔑視敵人，英勇無畏，又能采取正確的戰略，從而征服天下，是智勇雙全的英雄；他又是賢明的執政者，“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圣敬曰躋，昭假遲遲”，勵精圖治，選賢與能，作諸侯的表率，是諸侯的依靠。《孟子·離婁下》也談到商湯此人：“湯執中，立賢無方。”“執中”，即指湯“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而言，是執政的必備品格；“立賢無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傳說伊尹本是奴隸，湯發現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輔佐下湯得以完成大業。詩中歌頌的成湯的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隸主貴族階級的理想品格。對于湯，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贊揚的，因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統治者的理想品格；不過，他們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訓，把殷商的天命論加以發展和改造，提出“天命無常，唯德是從”，認為天命不是永久不變的，上帝是道德神，仁德愛民才能獲得和保持天命不變，因而突出執政者的道德，同時對理想人格也加以豐富和發揮，推動歷史前進一大步。這些內容，讀者從《周頌》和《大雅》都可以體會到。

《長發為君留》賞析

在以后的日子里，長發剪剪蓄蓄，從未曾因為某個人而在長發中留下一個故事。

只是在每次剪完頭發后看著一地的青絲，總會心想：什么時候要能讓我心甘情愿為一

男孩留住長發，能讓他死心塌地住進我的長發里，那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我想差不多所有的男性都會喜歡長發的女孩，長發女孩千種風情萬般憐愛系于發

端，直叫英雄難過美人關。即使是一個長發披眉的背影也能讓多情男子更生出許多不

切實際的幻想，想像著那頭秀發的主人是否擁有一張精雕細琢的臉龐。

其實女孩的長發更多詮釋的是一種含蓄的典雅，長發的女孩讓人看到更多的是女

孩的似水的柔情，試想一個能悉心照料自己長發的女孩還有什么理由讓人懷疑她打理

愛情的能力呢？

自古至今，女孩的長發頻頻出現在了一些美麗的故事中“玉環一縷青絲換得三千

寵愛于一身”、“誰把你的長發盤起，誰與你做的嫁衣”等等。讓人更生出對愛情的

幾許幻想和期待，期待自己能成為那個故事中的主角。

那天，我忽然想到人說“結發夫妻”，頭發真能打結嗎？我拉下了自己兩根長發

，然后打了個死結，我以為拉一下會斷掉。沒想到輕輕拉了一下看似已無法解開的頭

發，竟然輕易就分開了……

原來頭發是不能打結的，這是不是像真正相愛的人在情路上也沒有真正的死結。

兩個人之間的死結無法解開，那是因為兩個人都懶得去努力去溝通，其實也就僅僅只

需那么一點點的付出而已。

一直以為女孩不能輕易為一個人留長發，為君蓄發---那是一個美麗的承諾，一

句無聲的誓言，如果沒有把握能做到那是萬萬不可應允下的。

其實女孩不可能一生只為一個他留發，既有“長發為君留”，也會有“長發因君

斷”。女孩若為一男孩留了很久的長發后在某天毅然決定剪掉，那其中必定有個傷情

的原因：哀莫大于心死，其實女孩剪斷的何止是地上的縷縷青絲，更有的是沉沉的牽

掛和那份傻傻的癡戀。

在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心里一直想著一個人，他此時在和我千里之外的另一個

城市，放下筆給他發了個消息：

突然想起你.心撲騰撲騰地跳得我疼..長發為君留.散發待君束..你能明白嗎.你

應該會知道的..你一向最懂我的..晚安!

說說對詩經的鑒賞,急用

六經中的《詩》是我國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我國的詩歌文學當以此書為鼻祖。詩歌之興，不但早于散文，而且遠在文字以前。這句話，乍聽到時未免有些詫異，仔細一想卻也會于情理。《世本》說伏羲作瑟、女捐作笙黃，《風俗通》說神農作瑟。我國的文字創于黃帝時，可見樂器的發明遠在創造文字之前了。樂，所以和歌，那時雖尚無文字，已有口頭唱的詩歌了，所以用樂來伴奏的。《呂氏春秋》說：“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雖然沒有記下那時的歌辭，已可證明其有詩歌了。《史記索隱》引《西河舊事》載匈奴民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這雖是譯文，但必匈奴本有此歌，方可譯成漢文。匈奴是無文字的民族，也可有他們的謳歌，不是我國未有文字時已有歌謠的旁證嗎？沒有入學的孩子們有他們的兒歌，沒有識字的鄉民們有他們的山歌，這又是一個旁證。我國的詩歌文學興起既早，古代的詩歌當然很多，但是散見各書的，如《斷竹歌》（見《吳越春秋》）、《市壤歌》（見《帝王世記》）、《康衡謠（見偽《列子》）、《卿云歌》（見《尚書大傳》）、《南風歌》（見《尸子》）、《五子之歌》（見偽古文《尚書》）等，多出后人依托；如《湯盤銘》（見《禮記·大學》）、箕子《麥秀詩》）、伯夷《來薇歌》（見《史記·宋微子世家》及《伯夷列傳》等，又都是吉光片羽，一鱗半爪。集古代的詩歌蔚為大觀，且信而有征的，終首推這一部《詩經》。 這部《詩》一共有三百十一篇，內有六篇有目無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均在《小雅》中），除了這六篇尚有三百零五篇，舉其成數，故曰“《詩》三百”。這三百零五篇詩，分編做三部分： （－）風 分十五國編纂：1．《周南》2．《召南》3．《邶風》 4．《鄘風》5．《衛風》6．《王風》7.《鄭風》8．《齊風》9．《魏風》 10.《唐風》 11.《秦風》12《陳風》 13.《檜風》 14.《曹風》 15． 《豳風》。 （二）雅 分二部：1．《小雅》 2．《大雅》 （三）頌 分三部：1．《周頌》 2．《商頌》 3．《魯頌》 風的第一篇是《周南》的《關睢》，《小雅》的第一篇是《鹿鳴》，《大雅》的第一篇是《文王》，頌的第一篇是《周頌》的《清廟》，這叫做“四始”。為什么叫做“風”、“雅”、“頌”呢？據《詩大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放曰風。……雅者，正也，宣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因為“風”是由各國采集的民歌，是民間文學，足以借此考見各地方的風俗，各地方的風俗是由于在上者化民成俗的治教的影響，而各地方的人民對于在上者的政治的感想、譏刺或贊美，都可以用風喻的詩歌表達出來。所以這一個“風”字，含有“風俗”、“風化”、“風喻”三種意義。“雅”是士大夫文學，是文人們美刺朝政之作。“政者，正也”（見《論語》），“雅者，正也”，故名為“雅”。至于以政之小大別雅之小大，則讀遍了《小雅》、《大雅》也找不出證據來。“頌”是廟堂文學，是用以歌頌功德的，大概是用于郊祀及祭先王、先公時。周是當時的王室，商是周的前一代，魯雖僅是一個諸侯國，因為周公旦輔相成王，曾有大功德于王室，所以也有頌。 風、雅、頌之外，尚有所謂“賦”、“比”、“興”，合起來叫做“六義”。風、雅、頌是詩的性質、體制上的分類，賦、比、興則是詩的作法上的分類。《詩序》于賦、比、興未加解釋，朱熹《詩傳綱領》云：“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托物興詞。”范處義《詩令補傳》云：“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為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日人兒島獻吉郎《毛詩考》云：“賦是純敘述法，比是純比喻法，興是半比半賦之法，前半用比、后半用賦。”總之，“賦”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為比，喻其情事；“興”是托物興起，抒寫情意。例如，“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一章詩，以河洲上睢鳩之關關而鳴以求其偶為比，以興起后二句所賦的淑女、君子之為嘉偶，便是“興”的作法。其實，就我國數千年來的詩歌綜合分析起來，其體類也不外乎“民間文學”（風）、“士大夫文學”（雅）、“廟堂文學”（頌）三種，其作法也不外乎“直抒情事”（賦）、“借物比喻”（比）、“托物起興”（興）三種而已。 前人論《詩》于“風”、“雅”二類中，又有“正風”和“變風”、“正雅”和“變雅”之別。“正風”措《周南》、《召南》（從《關難》至《騶虞》）二十五篇，“變風”指《邶風》至《豳風》（《柏舟》至《狼跋》）的一百三十五篇；“正雅”指《小雅》中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中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變雅”指《小雅》中自《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大雅》中自《民勞》至《召旻》二十三篇。據孔穎達《毛詩正義》謂，由于王道始衰，政教始失，故有變風、變雅之作。我覺得這話未必可靠。因為《豳民》中的《七月》是《詩經》中最早的詩，《鴟鸮》、《東山》、《破斧》諸篇又是關于周公的，總不應說是王室既衰、政教既失后的作品。其實，這種“正”、“變”的區別，根本是不必要的。 古有行人乘輶軒，振木鐸，以采詩而獻之太師，陳于天子制。此事散見于各古書者甚多，不僅《漢書·藝文志》有此說而已。（按《漢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禮記·王制》亦有“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之語。《詩》中的“風”，就是由各地方采集而來的。既采集了，仍分國編輯，其區域尚可考見。如《豳風》、《秦風》的地域約當今之陜西，《唐風》的地域約當今之山西，《邶風》《鄘風》、《魏風》、《王風》、《衛風》、《鄭風》、《陳風》、《檜風》約當今之河南，《齊風》、《曹風》約當分之山東，二《南》中的《江漢》等篇約當今之湖北的北部，總之是我國黃河流域，那時文化中心的作品。 至于詩的時代，也可以從它的本身推斷得之。三《頌》中的《商頌》，一說是周代宋國的詩，所以頌宋襄公的，但《國語·晉語》中載公孫固對宋襄公已引《商頌》“湯降不遲，圣敬日躋”二句，可見在宋襄公之前已有《商頌》了。《國語·魯語》記閩馬父之言云：“當正考父校商之名頒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鄭司農（眾）云：“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現存《詩經》中的《商頌》恰好是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這五篇頌，大概是留傳下來的商代郊祀樂章，春秋時的宋國還沿用著的吧！可是《豳風》中的《七月》卻比《商領》還早，觀其所歌，似系周太王自豳遷歧以前的作品，而且篇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所用皆為夏正，故近人梁啟超認為是夏代的作品。或者商既代夏，改了正朔，而民間尚仍其舊習，沿用夏歷（這和民國元年已改用陽歷而民間尚沿用陰歷一樣），但極遲當在商代。《秦風·渭陽》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說者以為是秦康公送晉文公之詩（穆公之夫人、康公之母為晉獻公之女、文公之姊）。《陳風·株林》曰：“胡為乎株林？從夏南。”說者以為是刺陳靈公見夏姬的。二事都在春秋中世，但是“舅氏”何以知其必為秦康公之舅？“夏南”何以知其必指夏姬？仍找不出實在的證據來。只有《魯頌·閟宮》中明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確是指魯僖公的。我國文化至周而始完全發達，平王東遷前后又是政治、社會急劇變動的時期，所以那時候的詩最多。那么，何以春秋中世以后的詩，不被輯人《詩經》呢？《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所謂“王者之跡熄”者，系指春秋中世，周室衰而采詩之制廢，故不復能采各國的風詩，而雅、頌亦不復有人收輯，故曰“《詩》亡”。所以《詩經》所收之詩，至春秋初期為止。 綜上所述，《詩經》的地域是黃河流域，最南的仍是在長江以北；《詩經》的時代，最早的大概是商，最遲的是春秋初世，而以西周末、東周初為其中心。我們讀了這一部《詩經》可以推知那地域、那時代的政治、社會的大致情形。

《詩經》中的詩以四言詩為主，但例外的也不少。《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接子之粲兮。”“敝”和“還”是一言的。《小雅·祈父》云：“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是二言的。《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前四句都是三言的。《召南·行露》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都是五言的。他如《周南·卷耳》的“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兄觥”，是六言的；《小雅·十月之交》的“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的。但以全部《詩經》而論，終以四言詩占絕對多數。《詩經》中也有“兮”字調，如《周南·麟之趾》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則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摽有梅》的“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則間一句用“兮”字；《鄭風·狡童》的“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則四句中有三句用“兮”字；《魏風·十畝之間》的“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則每句均用“兮”字。從這里，很可以看出由《詩經》增變到《離騷》體的“兮”字調的痕跡來。但以全部《詩經》而論，“兮”字調終只占絕少數。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詩經》時代是四言詩的全盛時代。 《詩經》的作者，有可以從本詩中找得的，例如制《小雅》的《節南山》明說“家父作誦”，《巷伯》明說“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大雅》的《崧高》、《保民》都明說“吉甫作誦”；也有可以從別種古書上查出來的，例如《尚書》說《鴟鸮》的作者是周公旦，《左傳》說《載馳》的作者是許穆公夫人，《常棣》的作者則《國語》說是周公、《左傳》說是召穆公。但有作者可指的畢竟是極少數，至其本事更無從查考了，因此，后來學者雖然對于詩的作者和本事各有所注釋，大多數是揣度之辭，不能信以為實。 我們讀《詩經》時，當把這種種揣度附會之言廓清，正不妨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地各抒己見。崔述《東壁遺書》里的《讀風偶識》便是以這種態度去讀《詩經》中的國風的。例如《詩經》中第一首《關睢》：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這明明是一首寫求配偶的經過，戀愛成功而結婚的詩。首章以河洲上關關地叫著求偶的瞧鳩為比，興起淑女為君子的嘉偶，總攬全詩；次章以水中荇萊左右蕩動為比，興起君子欲求淑女的動蕩著的心，求之不得，甚至寤寐思之，輾轉反側；第三、第四兩章，則以采芼荇菜為比，興起君子既得淑女，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一層層地寫來，恰到“樂而不淫”的好處。可是《詩序》偏說“《關睢》，后妃之德也”，“《關睢》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以為是后妃所作，朱熹《詩集傳》則以為是宮中人所作，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之后“太姒”；《魯詩》、《韓詩》之說，則又謂系刺后妃失德，君王晏朝而作；余如張超《誚青衣賦》以為是畢公所作、羅泌《路史》以為是暴公所作，皆云當周康王時，王應麟《困學紀聞》又謂是周宣王時人作，而皆以為是刺詩；只有崔述以為是“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比較合于情理。又如《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崗，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份。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這是很妙的一首思婦之詩。寫丈夫遠行，妻子思念之苦，竟能把她的心理曲盡地描寫出來。卷耳，是木耳一類的野生而可吃的植物；頃，同“傾”，傾筐是和畚箕相似的放卷耳的器具；周行，就是大路；崔嵬、高崗、砠，都指山而言；虺頹（同“頹”）、玄黃、瘏都指馬的病；金罍，貯酒之器；兕觥，飲酒之器；痡，也是病。這首詩，第一章從她出去采卷耳寫起，“我去采呀采卷耳，連一只傾斜的籃兒也盛不滿”，并不是因為卷耳少，實在是沒心思去采它啊！“我所懷念的心上人，迢迢地在那里的大路上”。以下三章，便完全在替遠人設想，連用六個“我”字，都不是指采卷耳的“她”，而是指在周行的“他”。不寫她的如何懷念遠人，而寫遠人的奔波，陟履高山，仆馬皆病；不勸她自己稍紓遠念，偏替遠人設想，“我且喝些酒吧，不要常常懷念、永遠悲傷了吧”！最末了的一句尤其是傳神之筆，“為什么又在那兒長吁短嘆了呢”？連用六個“我”字，何等親熱？連寫三章，何等體貼？這真是一首絕妙好詞。《詩序》卻說：“《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朱熹也認為是“后妃因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試問后妃為什么要去采卷耳？求賢是國君之責，何勞后妃費心？后妃居深宮之中，如何能“求賢審官”？而且后妃對于所求之賢，竟如此體貼而稱之曰“我”，不更狎褻了嗎？以思婦之辭而調為后妃所作，自然不合情理了！總之，我們倘為舊說所困，則全部《詩經》將全為捕風捉影的解說所蒙，無從廓清整理了。作《詩經》的都是些無名的詩人，時代又隔得太遠了，本事如何能查考得清楚呢？我們要遵守《論語》上孔子告子路的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于不可知的作者和本事，只能闕疑，萬不可附會杜撰，墮人魔道！ 這樣杜撰瞎猜地論《詩》的，無過于所謂“詩序”。《詩序》有二種，一曰《大序》在《關睢》篇之前，它不但論《關睢》篇的作意，而且論到全部《詩經》；一曰《小序》，在各篇之前，論各篇作意。或云《序》之首句是大毛公作，次句以下是小毛公作（大毛公名亨，六國時魯人，或云是河間人；小毛公名萇，西漢趙人）；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隋書·經籍志》則稱《序》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程頤更說《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當時國史所作。這些都是清后以后的傳說，其實，范曄的《后漢書·儒林傳》里有很明確的記載：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則《詩序》為后漢人衛宏（字敬仰）所作，鐵案如山，不可推翻了，所以《史記》和《漢書》中從沒有提到它過。可是隋唐以后的人，對于《詩序》竟視為研究《詩經》的秘寶，而且拉拉扯扯，牽涉到孔子、子夏身上去，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詩序》對于《鄭風》中的詩，見有“仲”字便以為是祭仲（春秋時鄭大夫，“祭”讀如蔡），見有“叔”字便以為是共叔段（春秋時鄭武公之少子、莊公之弟，共音恭，地名，段所封之邑），馀則大半都說是“刺忽”（鄭莊公太子）。似乎鄭國除了祭仲、共叔段、太子忽以外，更無他人；鄭詩人除了美刺這幾個人之外，便無別的情感，這不是很幼稚、很可笑嗎？（朱子的《詩集傳》比《詩序》已高明得多，可是又另有其鑿空武斷之處，亦不可盡信。） 綜上所述，我們對于這一部《詩經》已可得以下概念：它是我國最古的詩歌總集，研究我國文學史、詩史的，當先研究《詩經》。這三百零五篇詩，就其體制、性質說，可分風、雅、頒三類；就其作法論，可分賦、比、興三種，這就是所謂的“六義”。按十五國風看來，它的地域，是黃河流域一帶，及于長江以北；按全部的《詩》來考據它的時代，約自夏或商以迄春秋中世，而以周室東遷前后的作品為其中堅。它的形式以四言詩為主，間有長短句及“兮”字調，終占少數。它的作者與本事，十之八九已無可查考了，我們讀這部書，當自抒己見。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的辦法，不可為舊說所困，而《詩序》之說尤不可信。我們與其尊它為“經”，以道貌岸然的態度去讀它，不如把它看作一部上古時代詩歌的總集、一部抒寫情感的純文學讀。 說到這里，有一個根本問題還沒有解決哩，那就是這三百零五篇的《詩》是怎樣編成的？《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漢書·藝文志》也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香，凡三百五篇。《史記》所謂“契、后稷”，指《商頌》的《玄鳥》、《周頒》的《生民》二篇（《玄鳥》述契之母吞燕卵而生契的傳說，《生民》述后稷之母履巨本之足跡而生棄的傳說）；《漢書》所謂“上采殷，下取魯”，指《商頒》、《魯頌》諸篇。照《史》、《漢》所說，則此三百零五篇者乃孔子從古詩中刪取的，而且三千多篇里只選錄了三百零五篇，僅取其十分之一。此說如確，則孔子之選《詩》，和徐孝穆（陵）的選《玉臺新詠》、王介甫（安石）的選《唐百家詩》一樣了。但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已對此說發生懷疑：書傳所弓之《詩》見在者多，亡佚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司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穎達之外，如鄭樵、朱熹、朱彝尊、崔述等，對刪詩一事皆認為可疑。按《論語》記孔子之言，有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孔子說到《詩》的篇數，常曰“三百”，似孔子所誦習、所教授向只此數。且孔子述六經在自衛返魯以后，這兩句話固不能斷定它說在周游之前，也不能斷定它說在返魯之后。但是《左傳》所載吳季札聘魯，觀樂于魯太師，事在孔子以前，何以所歌的風詩，無出于今本《詩經》所輯十五國風之外的呢？后人說到孔子刪詩的標準，往往提出“貞淫”兩個字來。《論語·子罕》載逸《詩》道：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恩？室是遠而。 雖然孔子有“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的評語，似乎嫌它所表達的情意尚欠真摯，但要說它悖于禮義、淫而不貞，終是不可能的吧！又如《左傳》成公九年所引逸《詩》：雖有絲麻，無棄營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 這正合于“槽糠之妻不下堂”的教訓，更不能說它不合禮義了。陽公十二年又引逸《詩》道：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庭，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這首《祈招》是祭公謀又作以止周穗王“周行天下”，而孔子引古志“克已復禮，仁也”之語，以“信善哉”稱之的，怎么也被切去了呢？《鄭風》、《衛風》（包括《邶風》、《鄘風》）向以為多淫棄之詩，例如《鄘風》（邶、鄘二國后并入衛）的《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戈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平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益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風》的《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詩序》于前一首，則以為“男女相奔……期于幽遠”；于后一首，則以為“淫風大行，莫之能救”。那么，為什么不為孔子所刪？《周南》、《召南》，不是大家認為是周公、召公之化的嗎？可是《召南》的《野有死麇》，不比《桑中》、《溱洧》更說得赤裸裸嗎？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末一章的話，不比《鄭風·將仲子》的無逾墻圍、無折杞桑，仲雖可懷，父母、兄弟與人之多言可畏，更為放縱、更為狎褻嗎？至如《邶風》的《靜女》以詩論，的確是很好的一首抒情小詩，若定要板起了道學先生的面孔來刪詩，則此詩亦在必刪之列：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其實，《關睢》的寤寐求淑女而不得，至于“輾轉反側”，較之“愛而不見，搔首蜘躕”者，已有過之無不及；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較之贈以勺藥、彤管，亦何多讓！如果《關睢》與《野有死麇》一類的詩也采自鄭、衛，則《詩序》、《詩集傳》必也以為是刺淫奔之作了。更進一層說，細察那些所謂“淫”的詩，殊不見有什么“刺”的話。孔子如果刪詩，如果以后人所謂“貞淫”為標準，則三百零五篇中至少須再刪去其五分之一，而逸《詩》反有盡可保存者。故吾頗疑刪詩之說之不可信，此三百零五篇如 已經過一番有意的編纂，則其事恐在孔子以前，或即所謂“太師”等的工作吧！ 末了還有一個問題，這部《詩經》為什么叫做“毛詩”？因為《詩經》的今文本子，《魯詩》、《齊詩》、《韓詩》已亡失了，現存十三經中的那部《詩經》就是毛公做《故訓傳》的一種古文本子。毛公所傳的本子叫做“毛詩”，正和韓嬰所傳的本子叫做“韓詩”一樣。但是仔細地推敲起來，卻和現在一般人稱段玉我注的《說文解字》為“段氏《說文》”有同一的語病。不過這種名稱卻是由來已久，所以在這里附帶的提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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