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對于為什么不用文言梁啟超和梁啟超是在什么情況下寫的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編來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下面一起來看看吧！

梁啟超平時說話也是像文言文一樣嗎？

文言文一般情況下都是寫文章的時候，修辭用。寫出來的文章比較漂亮，平常交流的話估計也是用大白話交流，和現在沒什么區別。大白話就是至于是不是用的現在的這種普通話也不好說，方言也肯定是有方言的。平時交流的話文言估計某些詞語還是用的，百分之百的文言文，肯定不可能的。

為什么中國人不使用文言文了逐漸成為白話文

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新青年》攜“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口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這一“革”，直接“革”去了在中華大地扎根千年之久的“文言文”的老命，白話文洗刷了長期處于文化“二房地位”的癟屈，粉墨登場，至此整個中華民族似乎都開始沉浸在一種擺脫了封建文化束縛的暢快中。

其實，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由來已久，《新青年》只不過是其中一次改寫局勢的戰役，于《新青年》之前，是怎樣的局面，為什么《新青年》會將其改寫，之后又是如何演變……

我們不妨從頭說起——

1、歷史糾葛

文言文和白話文，兩者都是書面語，不同的是“文言，意思是只見于文而不口說的語言。白話，白是說，話是所說，總的意思是口說的語言”。[1]兩者的區別僅在于與口語的遠近親疏。

其實文言和白話兩者的基礎都是口語，只不過所謂的口語標準不同，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語基礎上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白話文則是建立在以唐宋以來北方話的基礎上。我們現在說的話就是在唐宋以來北方話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就無怪乎我們會覺得白話文更為明白易懂了。

在九十年前打倒“文言文”時，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言文脫離，阻礙了社會的進步”。這里我們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探索一下這種現象的出現。

在漢語發展的最初階段，言文是合一的，那些讓現在覺得深奧晦澀的古文典籍其實就是當時的白話著作。比如《詩經》，我們知道其中的“風”多為民歌，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頭直接創作的。又比如《論語》，則更是孔子的一部語錄，與口語的關系不言自明。

由于歷史的變遷，人們日常交際的口語發生變化，而書面文字原地不動，以至于從六朝起便出現了文言文便與口語有了明顯的脫離跡象。不過因為漢字屬于表意文字，語音的差異并不妨礙人們閱讀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同時也因為先秦兩漢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寫的，而這部分作品又是漢文化的源頭，所以后世歷朝歷代的文人們就自覺地堅持了一種仿古文創作，這就人為地加劇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并最終形成了漢語長期的言文不一致。

在這一期間，白話文其實也無處不在彰顯著自己的存在。從《世說新語》、《顏氏家訓》到敦煌變文、唐宋語錄、宋元話本、明清小說，一路下來，每朝每代都曾產生過數量不少的白話作品，無奈的是，它終究未能撼動文言文的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只能散落在民間，雖然憤憤不平，但終逃不過“二房”之命。[2]

這一切，直至晚清才發生了逆轉。當時國勢不濟，國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產生了動搖，這是一個前提的條件，也是漢文化日后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正是這種心態，使得國人破天荒地把傳統推上了被告席，歷數其罪過，而文言文作為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必然要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3]。于是黃遵憲要“我手寫我口”，裘廷梁則聲稱“崇白話而廢文言”，由此開白話文運動的先河。

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被推到極至。當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認為"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主張廢棄文言文，使用白話文，提出寫文章應通順流暢，不用典故，不用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話，講究文法，不摹仿古人，言之有物。陳獨秀也于2月發表《文學革命論》，用"三大主義"來呼應胡適的"八條主張"。這一前一后，可以說是真正拉開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文體革命的帷幕。1918年《新青年》內所有文章改用白話文，《新潮》、《星期評論》等各類白話雜志也緊隨其后，如雨后春筍紛紛出版，白話文蔚然成風。1920年9月，教育部令國民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至此，白話文取得了官方認可的合法地位。

回顧完這段歷史，總是覺得文言文與白話文這場千年之爭的局勢扭轉的很有些突然，千百年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似乎在一夕間被顛覆，曾經象征身份的文言文似乎在一夕之間被打成了封建文化的殘渣余孽，阻礙民族進步的罪魁禍首。歷經千年磨練的白話文，終于擺脫了“二房”陰影，站在中華文化舞臺的正中央，盡管走到這一中心的步伐略顯倉促，失之穩健，但畢竟修成正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場千年之爭匆匆改寫局面？

2、新文化運動一役

新文化運動中，文言文與白話文一役中兵敗，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1）國人的危機意識

文言文之所以可以延續其千年的至尊地位，從某方面來看是由于中華民族千年以來在世界上的強盛。這種強盛造就了國人對于以文言文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崇與信賴。而晚清之后，國勢日衰，外強凌辱，使曾經驕傲的國人們的自信被動搖，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文化自信心的動搖?？嘤诶聿磺濉巴蝗蛔內酢钡脑颍詫⑺械脑箽獍l在了傳統上，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傳統不再被視若珍寶，而是成了被抨擊的對象。而文言文作為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必然要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

可以說是社會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國家的羸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機意識，而這種危機意識的不理智化，則形成了一種所謂的理念，即“文化的落后”。這種理念的形成，激生了黃遵憲要“我手寫我口”，裘廷梁則聲稱“崇白話而廢文言”，可以說是開了白話文運動的先河。

本來反思歷史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是一種正常反應，也是傳統文化發展進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但如果把國家衰敗的責任推卸在傳統身上，就造成了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歷史態度，至于讓文言文同罪，就更讓人難以理解了。可是由于面臨著可能出現的亡國險境，理性地對待傳統文化已經成為讓國人最難接受的行為，任何冷靜的思考都會被斥為反動思想不得彰顯，而代表愛國的激進主義卻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潮。[4]

（2）書面語貴族化到平民化

在前文回顧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歷史糾葛時，我們分析過文言文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言文分離”的。由于漢字屬于表意文字，語音的差異并不妨礙人們閱讀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從一開始就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而隨著歷史的進一步變遷，人們日常交際口語的不斷變化，這種不一致越來越嚴重，以至于文言文作為一種書面文字，與民眾的距離越來越遠，依然脫離了日常生活，僅僅作為一種上層身份的標識存在于正式的通電，文告之中。而這必然引起廣大平民階層越來越強烈的不滿。魯迅曾講，“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樣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

在新文學以前，文學的等級觀念 ( 文言文學和白話文學 ) 、社會的等級觀念 ( 士大夫、知識者和平民百姓 )是根深蒂固的。文學中文言文學為尊，白話文學是平民文學，是次等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由此劃分的社會等級——士大夫、知識者和平民百姓。即使如梁啟超這等提倡白話文學的維新人士，也堅守著“ 物各有群，人各有等 ”。 這種文學和社會的 “ 不平等的等級觀念 ”，就是新文化運動之前白話文運動無法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因。

在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的斗士們深刻的批判了文言文的封建貴族化本質，主張建立一種全社會和全民族共通、共享與共同的 “ 國語的文學 ” 。 “ 五四新文學 ” 的革命性成果之一，就是 “ 將特權階層獨占的文學權利還到了最廣大的社會平民的手中 ” 。

（3）內容與形式匹配

五四新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內容與形式的契合關系。傳統的文言文難以反映現代生活，難以準確表達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內容。在新的文化內容形成的同時，其形式的方面也相應形成。白話文符號系統的出現，既是新文化的載體，又是這一時期新舊文化分野的標志之一。

新文化的內容之一是民主，其核心是個體本位。陳獨秀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中就將其所推崇的西洋之民主歸結為一種“個人的獨立主義”[5]。即提倡個性解放，崇尚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首先就要求其表達形式的自由，因為思想的自由度依賴于語言形式的自由度，所以，新文化的自由內容客觀上要求有自由的文體與之相適應。這有點類似于麥克盧漢的理論——媒介的形式決定了它傳播的內容。而且從民主的直接意義上看，民主是訴諸于多數人意志的一種社會政治形式，因此，它不可避免的要求語言形式的民眾化，向民眾傾斜，為民眾所掌握。

白話文在書面化之前作為口頭語言是民眾的日常語言。它活動于社會的日常生活層面，與高踞于這一層面之上的文言文具有明顯的差異，而且，白話文比文言文更加明了清晰。白話文在語詞構句關系上比文言文有更大的選擇性，無論是語法規則還是文體組織，白話文的自由度都比文言文要更大一些。譬如，新的白話詩比嚴格的格律詩自由，新的多樣化的散文比形式固定的的舊式散文散漫，新的各種流派的小說也不象章回體小說那樣單一。白話文作為新文化的形式取得了極為重要的文化成果。它開創了一代新文學，奠定了現代小說、詩歌和散文的基礎。現代的文學樣式、現代的科學文體，無不溯源于此。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當時新文化與白話文相得益彰。

從這幾方面來看，當年的《新青年》的確對于白話文的“當家作主”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從整個歷史的發展來看，白話文在當時取代文言文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這些原因的存在，使得在新文化運動一役中，文言文落敗，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文言文從此就這么消失于歷史的舊紙堆中呢？轉自百度知道

梁啟超文集是文言文嗎

不全是，早期寫的多數是偏文言的，不過是那種比較易懂的，他的文章在當時創造了一種新文體。新文化運動以后，他也追隨潮流開始寫白話文了，晚年那些研究國學的文章基本都是白話

中國少年說應該屬于白話文，為什么別人說是文言

因為梁啟超寫于100年前的《少年中國說》，當時的白話文的范本還不存在，他寫的時候，只能用一些較接近白話文的文言文。

就有點像文言文。

看你這樣看。

梁啟超的王安石傳是不是文言寫就?若是,為何市面上不見?

網上隨便都能找到，基本是白話文，只是沒啥文采。我復制一段給你看看。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慶，群臣都加官晉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澤，宗室中原來的那些王也都得到了新的封賞。只有濮安懿王因為是皇上的生父，中書省認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樣，于是上奏請求讓有關部門商議一下舉行典禮的事。皇上下旨說，要等到服喪期滿之后再說，這個提議就被擱置起來了。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上服喪期滿，就把那個奏章下發給兩制，即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詳細研究。翰林學士王珪等主張給濮安懿王特別尊貴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書認為，要給他官職并改封大的王號，應當下旨進行冊封，而冊封的詔令是有特定規格的。

上面說的濮議。

OK，本文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