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鏡湖難泛舟(平原易走馬 鏡湖難泛舟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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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難 李白是天才 在充滿機遇的大時代 為什么要感慨難?這么豪放喝酒作詩,為什么會愁?
你好,這是和李白的遭遇有關(guān)的。
年少有為
李白少年時代的學(xué)習(xí)范圍很廣泛,除儒家經(jīng)典、古代文史名著外,還瀏覽諸子百家之書,并“好劍術(shù)”(《與韓荊州書》)。他很早就相信當(dāng)時流行的道教,喜歡隱居山林,求仙學(xué)道;同時又有建功立業(yè)的政治抱負(fù),自稱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海縣靖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一方面要做超脫塵俗的隱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輔弼大臣,這就形成了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但積極入世、關(guān)心國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構(gòu)成他作品進步內(nèi)容的思想基礎(chǔ)。李白青少年時期在蜀地所寫詩歌,留存很少,但像《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顯示出突出的才華。
辭親遠(yuǎn)游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yuǎn)游”。他乘舟沿江出峽,漸行漸遠(yuǎn),家鄉(xiāng)的山巒逐漸隱沒不可辨認(rèn)了,只有從三峽流出的水仍跟隨著他,推送著他的行舟,把他要送到一個陌生而又遙遠(yuǎn)的城市中去。
讓李白想不到的是在江陵會有一次不平凡的會見,他居然見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馬承禎。天臺道士的司馬承禎不僅學(xué)得一整套的道家法術(shù),而且寫得一手好篆,詩也飄逸如仙。玄宗對其非常尊敬,曾將他召至內(nèi)殿,請教經(jīng)法,還為他造了陽臺觀,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隨他學(xué)道。李白能見到這個備受恩寵的道士,自然十分開心,還送上了自己的詩文供其審閱。李白器宇軒昂,資質(zhì)不凡,司馬承禎一見已十分欣賞,及至看了他的詩文,更是驚嘆不已,稱贊其“有仙風(fēng)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因為他看到李白不僅儀表氣度非凡,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又不汲汲于當(dāng)世的榮祿仕宦,這是他幾十年來在朝在野都沒有遇見過的人才,所以他用道家最高的褒獎的話贊美他。這也就是說他有“仙根”,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后來賀知章贊美他是“謫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做非凡之人。這便是李白的風(fēng)度和詩文的風(fēng)格給予人的總的印象。
李白為司馬承禎如此高的評價歡欣鼓舞。他決心去追求“神游八極之表”這樣一個永生的、不朽的世界。興奮之余,他寫成大賦《大鵬遇希有鳥賦》,以大鵬自喻,夸寫大鵬的龐大迅猛。這是李白最早名揚天下的文章。從江陵起,他開始了他鵬程萬里的飛翔。
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經(jīng)岳陽,再向南去,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正當(dāng)在洞庭湖泛舟時,發(fā)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李白自蜀同來的旅伴吳指南暴病身亡(或被人毆打致死)。李白悲痛萬分,他伏在朋友的身邊,號陶大哭,“泣盡繼之以血”。由于他哭得過于傷痛,路人聽到都為之傷心落淚。旅途上遇到這樣的不幸,真是無可奈何,李白只好把吳指南暫時殯葬于洞庭湖邊,自己繼續(xù)東游,決心在東南之游以后再來搬運朋友的尸骨。李白來到了廬山,在此作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望廬山瀑布》。
李白到了六代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偉,虎踞龍盤,六朝宮闕歷歷在目。這既引起李白許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對自己所處時代的自豪感。他認(rèn)為往日之都,已呈一片衰頹之氣,沒有什么好觀賞的了,根本不及當(dāng)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呈現(xiàn)出的一片太平景象。金陵的霸氣雖己消亡,但金陵的兒女卻飽含深情地接待李白。當(dāng)李白告別金陵時,吳姬壓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頻頻舉杯勸飲,惜別之情如東流的江水,流過了人們的心頭,使人難以忘卻。李白告別金陵后,準(zhǔn)備去越州。可是在途經(jīng)淮南(治所在揚州)病倒了。臥病他鄉(xiāng),思緒很多,既感嘆自己建功立業(yè)的希望渺茫,又深深地思念家鄉(xiāng),惟一能給他帶來點安慰的,便是遠(yuǎn)地友人的書信。 李白在淮南病好之后,一身好入名山游的他,趕往國際繁華都市越州(紹興),越州山水甲天下,讓李白流連忘返,尤其是會稽山、鏡湖、天姥山、蘭亭、東山等地,李白與賀知章可謂忘年交,又想效仿謝安建功立業(yè),對魏晉時期的王羲之等風(fēng)流更是欽羨不已,在越中尋仙問道,陶醉在越州山水的他,留下了近百首詩,李白其后數(shù)次重游越州,在昔日西施浣紗的蔦蘿山下,李白以自己的生花妙筆為現(xiàn)今在浣紗石上的越女留下了一幅幅優(yōu)美的速寫。李白由越西歸,回到了荊門。在荊門他一呆就是三個月。雖然思鄉(xiāng)心切,但功業(yè)沒有一點成就,他自覺難于回轉(zhuǎn)家園。最后,他決定再度漫游。首先,他來到洞庭湖,把吳指南的尸骨移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他在江夏結(jié)識了僧行融,又從他那里了解到孟浩然的為人,于是便去襄陽拜見孟浩然,由此寫下了著名的五律詩《贈孟浩然》不久,李白到了安陸,在小壽山中的道觀住了下來。然而,隱居于此并非長久之計,他仍然想尋找機會,以求仕進。在隱居壽山時,李白以干謁游說的方式結(jié)交官吏,提高自己的聲譽。李白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時宰相許圉師的賞識,便將其招為孫女婿。李白與夫人許氏在離許家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巖下過了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可是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沒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圖功業(yè)的心志有所衰微減退。他以安州妻家為根據(jù)地,又幾次出游,結(jié)識了一些官吏和貴公子,并于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謁見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韓朝宗。
初進長安
封建帝王常在冬天狩獵。唐玄宗即位后,已有過多次狩獵,每次都帶外國使臣同去,耀武揚威,以此震懾鄰國。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有一次狩獵,正好李白也在西游,因上《大獵賦》,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賞識。
他的《大獵賦》希圖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幅員遼闊,境況與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遠(yuǎn)勝漢朝,并在結(jié)尾處宣講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當(dāng)時崇尚道教的心情。李白西來的目的是獻賦,另外,也趁此游覽一下長安,領(lǐng)略這座“萬國朝拜”的帝京風(fēng)光。他居住在終南山腳下,”常登臨終南山遠(yuǎn)眺。當(dāng)他登上終南山的北峰時,眼前呈現(xiàn)出泱泱大國的風(fēng)貌。
他深感生存在這樣的國家是不平凡的,因此頗有自豪之感。可一想到這興旺發(fā)達的帝國內(nèi)部己產(chǎn)生了腐朽的因素,他的軒昂情緒又受到打擊。李白進長安后結(jié)識了衛(wèi)尉張卿,并通過他向玉真公主獻了詩,最后兩句說“何時人少室,王母應(yīng)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還在送衛(wèi)尉張卿的詩中陳述自己景況很苦,希望引薦,愿為朝廷效勞。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統(tǒng)治階級的上層。李白這次在長安還結(jié)識了賀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極宮,不料竟在那里遇見了賀知章。他早就拜讀過賀老的詩,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見,并呈上袖中的詩本。賀知章頗為欣賞《蜀道難》和《烏棲曲》,興奮地解下衣帶上的金龜叫人出去換酒與李白共飲。李白瑰麗的詩歌和瀟灑出塵的風(fēng)采令賀知章驚異萬分,竟說:“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間?”
一年快過去了,李白仍然作客長安,沒有機會出任,他的心情有些沮喪。好友誠意相邀,希望他同去青山之陽的別業(yè)幽居,但李白無意前往。這次去長安,抱著建功立業(yè)的理想,卻毫無著落,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點憤懣。往王公大人門前干謁求告,也極不得意,只有發(fā)出“行路難,歸去來”的感嘆,離開了長安。
賜金放還
42歲的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的推薦(一說由道士吳筠引薦)到了長安,唐玄宗對李白的才華很賞識,禮遇隆重。李陽冰《草堂集序》謂:“降輦步迎,如見綺皓(秦漢間“商山四皓”之一)”。“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diào)羹以飯之。”。但唐玄宗只讓他供奉翰林,做自己的文學(xué)侍從。三年后被唐玄宗“賜金放還” 。
三年長安生活,使李白對朝中種種腐敗、黑暗有了更多的認(rèn)識。被唐玄宗“賜金放還”,是李白政治生涯的分水嶺。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交口稱贊,玄宗看了李白的詩賦,對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進宮。李白進宮朝見那天,玄宗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于前,親手調(diào)羹”。玄宗問到一些當(dāng)世事務(wù),李白憑半生飽學(xué)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玄宗大為贊賞,隨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職務(wù)是草擬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請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從,利用他敏捷的詩才,賦詩紀(jì)實。雖非記功,也將其文字流傳后世,以盛況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寵信,同僚不勝艷羨,但也有人因此而產(chǎn)生了嫉恨之心。 在長安時,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經(jīng)常在長安市上行走。他發(fā)現(xiàn)國家在繁榮的景象中,正蘊藏著深重的危機,那便是最能夠接近皇帝的專橫的宦官和驕縱的外戚。他們?nèi)鐬踉埔话慊\罩著長安,籠罩著中國,給李白以強烈的壓抑感。
與此同時, 李白放浪形骸的行為又被翰林學(xué)士張?zhí)顾u謗,兩人之間產(chǎn)生了一些嫌隙。 朝政的腐敗、同僚的詆毀, 使李白不勝感慨。他寫了一首《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xué)士》表示有意歸山。誰料就在此時,倒被賜金放還,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這次被賜金放還似乎是李白說了不合時宜的話。
再次遠(yuǎn)行
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東都洛陽。在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偉大的兩位詩人見面了。此時,李白已名揚全國,而杜甫風(fēng)華正茂,卻困守洛城。 李謫仙像
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但他并沒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業(yè)嗜酒”、“結(jié)交皆老蒼”的杜甫,也沒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頭稱頌。兩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陽時,他們約好下次在梁宋(今開封商丘一帶)會面,訪道求仙。
同年秋天,兩人如約到了梁宋。兩人在此抒懷遣興,借古評今。他們還在這里遇到了詩人高適,高適此時也還沒有祿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暢游甚歡,評文論詩,縱談天下大勢,都為國家的隱患而擔(dān)憂。這時的李杜都值壯年,此次兩人在創(chuàng)作上的切磋對他們今后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這年的秋冬之際,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尋找道教的師承去造真箓(道教的秘文)、授道箓?cè)チ恕@畎椎烬R州(今山東濟南一帶)紫極宮清道士高天師如貴授道簏,從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儀式,成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縣,遇見這一帶善寫符篆的蓋寮,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訪道,李白得到了完滿的結(jié)果。 天寶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與杜甫在東魯?shù)谌螘姟6潭桃荒甓嗟臅r間,他們兩次相約,三次會見,知交之情不斷加深。他們一道尋訪隱士高人,也偕同去齊州拜訪過當(dāng)時馳名天下的文章家、書法家李邕。就在這年冬天,兩人分手,李白準(zhǔn)備重訪江東。
李白離開東魯,便從任城乘船,沿運河到了揚州。由于急著去會稽(紹興)會見元丹丘,也就沒有多滯留。到了會稽,李白首先去憑吊過世的賀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會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暢游禹穴、蘭亭等歷史遺跡,泛舟鏡湖,往來剡溪等處,徜徉山水之中,即興描寫了這一帶的秀麗山川和歷史底蘊。在金陵,李白遇見了崔成甫。兩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懷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時,都盡情暢游,不計早晚。他們泛舟秦淮河,通宵達旦地唱歌,引得兩岸人家不勝驚異,拍手為他們助興。兩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詩系在衣服上,每當(dāng)想念,便吟誦一番。
應(yīng)邀入幕
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李白避居廬山。那時,他的胸中始終存在著退隱與濟世兩種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璘恰在此時出師東巡,李白應(yīng)邀入幕。李白入幕后,力勸永王勤王滅賊,而對于政治上的無遠(yuǎn)見,他也作過自我檢討。同在江南的蕭穎士、孔巢文、劉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參加,以此免禍,李白在這點上顯然不及他們。永王不久即敗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潯陽獄。這時崔渙宣慰江南,收羅人才。李白上詩求救,夫人宗氏也為他啼泣求援。將吳兵三千軍駐扎在潯陽的宋若思,把李白從監(jiān)牢中解救出來,并讓他參加了幕府。李白成為宋若思的幕僚,為宋寫過一些文表,并跟隨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視,并以宋的名義再次向朝廷推薦,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但不知什么原因,后來不但未見任用,反被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完全出乎意料。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李白由潯陽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因為所判的罪是長流,即將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時已屆暮年,“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不由更覺憂傷。
重病而逝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關(guān)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規(guī)定死者從流,流以下完全赦免。這樣,李白經(jīng)過長期的輾轉(zhuǎn)流離,終于獲得了自由。他隨即順著長江疾駛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發(fā)白帝城》最能反映他當(dāng)時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當(dāng)?shù)刈鎏兀畎妆愣毫袅艘魂嚒G辏畎讘?yīng)友人之邀,再次與被謫貶的賈至泛舟賞月于洞庭之上,發(fā)思古之幽情,賦詩抒懷。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舊游之地。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他往來于兩地之間,仍然依人為生。上元二年,已六十出頭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當(dāng)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當(dāng)涂做縣令的族叔李陽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給了李陽冰,賦《臨終歌》而與世長辭,終年六十一歲。 關(guān)于李白之死,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總體可以概括為三種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種死法見諸《舊唐書》,說李白“以飲酒過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種死法亦見諸其他正史或?qū)<覍W(xué)者的考證之說。說當(dāng)李光弼東鎮(zhèn)臨淮時,李白不顧61歲的高齡,聞訊前往請纓殺敵,希望在垂暮之年,為挽救國家危亡盡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當(dāng)涂縣令、唐代最有名的篆書家李陽冰處;而第三種死法則多見諸民間傳說,極富浪漫色彩,說李白在當(dāng)涂的江上飲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與詩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種死法,都因參與永王李璘謀反作亂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因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還后不久,就結(jié)束了他傳奇而坎坷的一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相信你能夠理解李白吧,希望能夠幫到你。
紹興鑒湖是怎樣的?
鑒湖位于中國浙江省紹興市南,經(jīng)緯度N29°58ˊ, E120°14ˊ,是我國長江以南 著名的水利工程,古鑒湖淹廢后的殘留部分。俗稱長湖、大湖、慶湖,雅名鏡湖、賀鑒湖。
鑒湖,在紹興城西南1.5公里,為浙江名湖之一。俗話說“鑒湖八百里”,可想當(dāng)年鑒湖之寬闊。東漢永和五年(140年),會稽太守馬臻發(fā)動民工,筑堤潴水,總納山陰、會稽兩縣36源之水,溉田九千余頃,民享其利甚巨,為江南古代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它東起蒿口斗門(今上虞蒿),西至廣陵斗門(今紹興縣南錢清),全長56.5公里。湖在集雨時面積610平方公里,湖總面積189.9平方公里。后因水土流失,在唐中葉以后逐漸淤積,又從北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開始有豪紳在湖中建筑堤堰,盜湖為田,湖面大蹙。今鑒湖面積約30.44平方公里,其主干道東起亭山,西至湖塘,長22.5公里,形如一條寬窄相間的河道,鑲嵌在紹興平原之上。
鑒湖位于中國浙江省紹興市西,經(jīng)緯度N29°58ˊ, E120°14ˊ,是宋朝開始的農(nóng)耕湖。湖長約15千米,面積3平方千米。鑒湖水質(zhì)極佳,馳名中外的紹興酒就用鑒湖水釀制。湖濱有陸游故里、三山、快閣遺址等古跡。
鑒湖所在的紹興,其歷史悠久,春秋時為越國都城,稱“越池”。南宋初年,宋高宗趙構(gòu)取“紹祚中興”之義,改越州為紹興,而得名至今。
“鑒湖”之名,目前可以肯定是在北宋時才開始出現(xiàn)的。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載:“會稽鑒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古代有避諱的習(xí)俗,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父親名趙敬,“敬”、“鏡”同音,遂將“鏡湖”改名為“鑒湖”,也有改稱“照湖”的,宋嘉泰《會稽志》載,紹興偏門外照水坊,乃“以湖名”,但因“照”不及“鏡”有韻味,宋以后便很少再有“照湖”的說法。“鑒湖”成了通行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在“鑒湖”這一名稱出現(xiàn)之前,鑒湖有過“慶湖”、“賀家湖”、“鏡湖”、“賀監(jiān)湖”、“南湖”、“長湖”、“大湖”、“帶湖”等別稱,這些名稱也都有其來歷。
最早出現(xiàn)的是“慶湖”。據(jù)三國時吳謝承《會稽先賢傳》記載:“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吳,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奔衛(wèi),妻子并渡漸水,隱居會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泊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其湖曰‘慶湖’。”春秋時吳國王僚末年的公子光之禍,發(fā)生在公元前515年,早于馬臻建成鑒湖655年。“慶湖”,應(yīng)該是鑒湖建成前自然形成的一個天然湖泊。
東漢安帝劉祜(在位106-125)時,“慶湖”改名為“賀家湖”,原因是劉祜的父親名劉清,“慶”、“清”同音,為避其諱,慶姓改為賀姓,湖名也就相應(yīng)而改。這在謝承《會稽先賢傳》中也有記載。
“鏡湖”之名,最早見于南北朝時期孔靈符的《會稽記》:“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創(chuàng)立鏡湖。”但為何命名“鏡湖”,原因卻說不清楚,流傳較廣的說法是兩種:一是黃帝磨鏡說,南北朝任昉《述異記》載:“鏡湖,世傳軒轅氏磨鏡湖邊。因得名。”二是“鏡中游”說,謂鑒湖湖面寬闊,水勢浩淼,泛舟其中,近處碧波映照,遠(yuǎn)處青山重疊,有在“鏡中游”之感,晉王羲之“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為其本。一般以為,鑒湖建成前,已有一些自然湖泊,其中之一可能名“鏡湖”,并有黃帝磨鏡湖邊的傳說,人工湖建成后,原鏡湖歸入新湖,“鏡湖”之名因其形象而有來歷,便為人所接受而沿用了下來。
“賀監(jiān)湖”之名與唐代詩人賀知章有關(guān)。賀知章在京為官五十多年,八十多歲告老還鄉(xiāng)。唐玄宗賜他“鏡湖剡川一曲”。賀知章官至秘書監(jiān),“鏡湖”因而亦名“賀監(jiān)湖”。嘉慶《山陰縣志》載:“唐明皇賜賀知章‘鑒湖一曲’,故亦名賀監(jiān)湖。”后來也有稱“賀鑒湖”的,也有與“賀家湖”相混的,謬也。
“南湖”、“長湖”、“大湖”、“帶湖”,大約是民間的稱謂法,經(jīng)文人記錄而流傳。康熙《會稽志》載:“鏡湖,在縣二里,故南湖也,一名長湖,一名大湖……《輿地志》曰:‘南湖在城南百步許,東西二十里,南北數(shù)里,縈帶郊郭’。”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浙江又東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又記鑒湖邊石帆山:“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由此基本可以推斷,“南湖”之名,乃因其方位所得;“長湖”之名,則因其形狀而得;“大湖”之名,當(dāng)因其面積所得;“帶湖”之名,蓋因湖“縈帶郊郭”而來。這些名稱,基本流行在唐朝以前,那時雖已有“鏡湖”的稱謂,但不見統(tǒng)一,唐之后,則很少用這些稱謂了。
漫談泛舟
? ? 泛舟在中國歷史中,是一種怎樣的原始意象?許宏在《何以中國》中記載有公元前2000年前后陶寺“陰宅”里的船型木棺,聯(lián)系本書中的另一處記載,他認(rèn)為距今4200—4000年間,北半球普遍發(fā)生了一次氣候突變事件,且一般認(rèn)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兩大洪水傳說:中國的大禹治水和西方的諾亞方舟與此相關(guān),我們可以在這一考古的印證中,認(rèn)為舟船在中國的文化記憶中承擔(dān)著擺渡和拯救生命的重要功能。[1]《左傳·僖公三年》里有“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的記載,是一次泛舟游玩的記錄,它承擔(dān)的是娛情的功能。即使是像《荀子·哀公》里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樣的語句,也能間接表現(xiàn)出舟船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會在說理性言辭中將之作為喻體。
? 早在先秦時代,泛舟已經(jīng)進入到詩歌的國度,《越人歌》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表達的是兩顆心之間靠近的情愫。《詩經(jīng)·邶風(fēng)·柏舟》有“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學(xué)史中第一首正式的泛舟詩。此外,又有《鄘風(fēng)·柏舟》和《小雅·青青者莪》,都與泛舟散愁有關(guān),可以說以此為起點,以泛舟寄托一些生命的深層體悟便成為后世文人的一種傳承。魏晉南北朝以后泛舟主題的詩歌漸多,一方面與山水詩在此期的發(fā)展有關(guān),另一方面與文人自覺意識在這一時段的拓展有關(guān)。值得關(guān)注的一點是,在《詩經(jīng)·衛(wèi)風(fēng)·河廣》中有“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且不說詩的主旨本意,在北魏時期,又有中國佛教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在長江流域用一根蘆葦渡江以傳大乘禪法的故事,也就是后來“一葦以航”的佛教典故,神奇的一點是,先秦與北魏兩個時間段的兩種維度的文化記載中,出現(xiàn)了同樣的“一葦以航”的情況,且皆出自長江流域,排除夸張的“輕功”想象,從務(wù)實的角度看,我們可以推測是長江流域先民在生活的需要中,發(fā)動智慧,用蘆葦編成船以方便渡江,變不可能為可能,這樣的巧思在古人心中產(chǎn)生深深的內(nèi)在自信感,因而留存在了《詩經(jīng)》和對達摩故事的講述中,成為一種不斷追憶與疊加的文學(xué)標(biāo)識,被文人群體所采用。綜觀《全唐詩》,涉及泛舟事的達到500余首,泛舟為題的有195首。唐代在詩歌藝術(shù)的國度中,泛舟詩已經(jīng)十分普遍,幾乎所有重要詩人都有涉及,杜甫有17首,屬最多,其次是李白和白居易,又其次是岑參和孟浩然。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可謂是將泛舟與豁達人生觀的高調(diào)關(guān)聯(lián),但真正完整且富有成熟哲思的泛舟詩精品,當(dāng)出自蘇軾。
? ? 程磊在《論蘇軾早期的山水宦游詩》一文中,即認(rèn)為宋人的山水宦游,突出展現(xiàn)了一種將山水審美中向往精神超越之“游”包容在世務(wù)行役之“游”中的特殊生存境遇。[2]蘇軾用人生的軌跡,突出完整闡述了這點。嘉祐二年(1057),蘇軾進士及第,從離開眉山外出任職那時起,他便開啟了在宦海的浮沉和作為“行吟”詩人的生命書寫。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自請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在一種追隨內(nèi)心的狀態(tài)下與西湖發(fā)生重要的關(guān)聯(lián),泛舟西湖,是蘇軾在這里的重要詩意活動,夜泛西湖更有別樣的體驗和感悟,如《夜泛西湖》中的“孤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fēng)露香。漸見燈明出遠(yuǎn)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又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之一的“水枕能令山俯仰,風(fēng)船解與月徘徊。”醉酒泛舟是另一番享受,如“朝曦迎客艷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xiāng)。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當(dāng)屬水仙王。”而蘇軾的西湖泛舟詩中,最為出名的就是《飲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兩首組詩一般前者被認(rèn)為描寫景物不如后者,所以選本多不收錄,但兩首對照,能更好地把握作者寫詩時的靈感生發(fā)和藝術(shù)巧思。
? ? 第一首其實寫的是晨昏交替間的西湖景色,后兩句是作者在這種泛舟體驗中自我陶醉,他是孤獨又內(nèi)心歡騰的,將此番興致盎然與西湖畔的水仙王廟交流,認(rèn)為當(dāng)敬一杯酒給錢塘龍君,這是蘇軾對西湖文化景觀的自覺收納,將之融入自我的詩情世界。
? ? 第二首的最后兩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是公認(rèn)的吟詠西湖的名句,且至遲南宋時期,“西子湖”已是人們鐘愛的對西湖的稱號,廣見其他詩歌創(chuàng)作中。[3]這一設(shè)譬,有著文化意象組合入詩的重要意義,按照楊興玉先生從語義學(xué)角度的總結(jié),“在蘇軾寫成此詩之前,西子和西湖只存在組合軸上的相鄰關(guān)系”,“此詩一經(jīng)寫成,西湖與西子即獲得了聚合軸上的相似關(guān)系。”[4]爬梳文獻,《史記》、《左傳》、《國語》中并無關(guān)于西施的記載,關(guān)于西施沉水而死的說法,見于《吳越春秋·佚文》的“吳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東周列國志》記載“勾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伏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為?”《墨子·親士》中有“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雖細(xì)節(jié)有完整簡略之別,但都記錄的是“西施沉水而死”這一凄慘結(jié)局,唯有《吳越春秋》引用《吳地語》:“西施亡吳國后,復(fù)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因《吳越春秋》介于史書和小說之間,在記錄的內(nèi)容上是有重復(fù)或者自相矛盾的可能性的,但西施下落的兩種猜想,在這部書中得到并存,起碼表明這是比較普遍的兩種說法,而后一種就像化蝶故事般,化凄慘為唯美的故事結(jié)局,只是這樣的動人傳說,一直活在人們的歷史故事記憶里,蘇軾在泛舟西湖中,將二者以本體和喻體的形式,巧妙鑲嵌入詩中,使這二者在詩的浸潤里,終于相遇,從而引發(fā)后人激賞,如陳衍《宋詩精華錄》中“后二句遂成為西湖定評”。在金庸的《越女劍》中,也采納了這種結(jié)局,安排范蠡帶著西施泛舟五湖,終成眷屬,使這個唯美傳說繼續(xù)在文學(xué)的領(lǐng)域傳揚。
? ? 如果我們將組詩的兩首結(jié)合起來看,晨昏關(guān)系是蘇軾在第一首中的感受,晴雨關(guān)系則是蘇軾在第二首中的主要感受,蘇軾在泛舟中體驗著自然的二重變化,這也是他之后“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的詩境的重要鋪墊,蘇軾之所以能想到西子與西湖之間的關(guān)系,想必第一首中的與水仙王對飲的巧思,也促進了他進一步的靈感挖掘。可以說,二者是一種藝術(shù)上的承繼關(guān)系,應(yīng)該作為一個整體去分析。
? ? 如果說杭州是蘇軾縱情解鎖泛舟詩境的“意氣風(fēng)發(fā)”時代,黃州則是他泛舟現(xiàn)實人生的“尋找意義”期。《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fù)醉》中的“夜飲東坡醒復(fù)醉,歸來仿佛三更”,蘇軾一如既往地?zé)釔垡狗汉惋嬀品褐郏伴L恨此身非我有”化用《莊子·知北》“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時忘卻營營”化用《莊子·庚桑楚》中“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政治上的受挫,使蘇軾在道家思想中尋找解脫之法,化用哲學(xué)語言,也沖破了傳統(tǒng)詞的戒律,“夜闌風(fēng)靜縠紋平”,寧靜夜晚里,平靜的水面,心也跟著靜了下來,此番情境中,蘇軾的心達到真正平復(fù)的狀態(tài),從而有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慨嘆,由寧靜的平復(fù)轉(zhuǎn)為寧靜的灑脫,跟李白散發(fā)扁舟的張狂不同,他是冷靜從容的,將有限的自我融化在無限的自然中去。同作于黃州時的《赤壁賦》,則是蘇軾此番泛舟人生感想的進一步完整闡發(fā)。“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又是一次夜泛,“舉酒屬客”,“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依然是飲酒泛舟,“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蘇軾的泛舟中,想必總是這樣歌詠古往詩歌,或追溯已有的知識儲備,以尋找創(chuàng)作的靈感,“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則是將《詩經(jīng)》和禪宗達摩故事的典故融會于自我生命體驗中,設(shè)計于自我詩境的布局中,經(jīng)過蘇軾豁達心靈的過濾,成為富有新的生命力的文學(xué)情感體現(xiàn)。雖然在泛舟的結(jié)果上都達到了精神解脫的達觀,但上一首詞是由眼前情景所達成的自悟,這篇賦是在與客的問答交談中,懷古的反思中,尋找的精神出路。但也足以證明,蘇軾的豁達人生觀,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泛舟體驗中,結(jié)合各種各樣的境遇和瞬時體驗,以及潛藏的文化記憶與現(xiàn)場“偶遇”中,所尋覓和反思出的完整邏輯和情感歸宿。正因為蘇軾的泛舟與達觀人生的深刻聯(lián)系,明代魏學(xué)洢的《核舟記》中講述的恰恰是蘇軾赤壁泛舟的經(jīng)典形象,足見它在后人心中早已成為一道經(jīng)典的文化景觀,舟與蘇軾是難以分解的。甚至在80后作家七堇年的《塵曲》中,依然有“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葦以航”,且是初高中作文里經(jīng)常會引用的經(jīng)典例句。而在蘇軾的《臨江仙·送錢穆父》中早已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詞雖不是自己泛舟,而是送友人乘舟離開杭州。由此足見蘇軾的泛舟灑脫人生觀,以不同的形式,對后世文學(xué)作品和文學(xué)精神領(lǐng)域的深刻影響。
? 其他像李清照的《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甄嬛傳》中,果郡王與甄嬛夜晚在舟中撞見,泛舟宮中,采擷蓮花作陪襯的布景與此如出一轍,明顯是巧用了李清照的泛舟詩心,而像柳永《雨霖鈴》中“留戀處,蘭舟催發(fā)”,在《知否》電視劇中,幼年時代的盛明蘭和顧廷燁舟船催發(fā)時作揖相別的情景,亦相暗合。因為宋人的諸多生活細(xì)節(jié)入詩詞,舟船與具體的人物和情感形成了固定的文學(xué)記憶,不斷疊加和生發(fā),影響著今天不同形式的文藝創(chuàng)作,或浪漫,或感傷。
? ? 舟船,可以是離開,也可以是抵達,可以是娛樂的游泛,也可以是江湖的流落,一葦輕舟之于寬闊的水面,何去何從,總帶給人有限與無限,可控與不可控的兩重思考,它給泛舟茫茫人生的人們一個暫且寄身之所,一個去往何方的探索余地,如巴金筆下覺慧的乘船離開,如沈從文筆下的翠翠,周而復(fù)始的擺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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