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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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很有點叛逆精神。其實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騷話,骨子里還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魚水》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說“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因此,他在科場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戰科場。
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于《鶴沖天》詞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沖天》詞為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再度的失敗,柳永真的有些憤怒了,他干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縱游妓館酒樓之間,致力于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柳永為之填詞,然后才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柳永創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果。柳永為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里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就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柳永憑借通俗文藝的創作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為后來“職業”地從事通俗文藝創作的書會才人開了先河。
然而在他的這段人生中,他并沒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欲。他還是想要功名的,他還是希望走上一條通達于仕途的道路。于是他或是去漫游,或是輾轉于改官的途中。漫長的道路,漫長的希望與寂寞中,柳永寫下了大量的羈旅行役之詞。這類作品向來是受歷代學者稱贊的。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載:晁無咎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唐人高處矣。” 《八聲甘州》就是一首羈旅行役之詞。清人陳廷焯《詞壇叢話》也曾說:“秦寫山川之景,柳寫羈旅之情,俱臻絕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柳永的羈旅行詞約為60首,占全詞的近四分之一。羈旅題材常用于表現文士追求功名不果后的心情與思緒,因而柳永的羈旅行役詞也透著濃厚的文人氣質,這種氣質多表現為或用羈旅詞書法懷古之志,如《雙聲子》(晚天蕭索),或用羈旅詞表現追求功名的封建士大夫的失志之悲和飄零的孤獨,如《歸朝歡》(別岸扁舟)和《輪臺子》(一枕青宵)。然細細品讀柳永的羈旅詞,卻會發現這類詞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夾著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調,一方面剪不斷與歌妓的相思和纏綿的回憶。試看《雪梅香》一詞:“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漁市孤煙裊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楚天闊,浪浸斜陽,千里溶溶。 臨風,想佳麗,別后愁顏,鎮斂眉峰。可惜當年,頓乖雨跡云蹤。雅態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無憀恨,相思意,盡分付征鴻。”詞一開篇就寫蕭瑟的秋景引發了自己的悲秋情緒,而這種情緒,和當時的宋玉應是相同的。以開創悲秋情結的鼻祖宋玉來寫這種悲,更體現出滿腔才華的人走向衰老時對年華已逝無可挽回而自己的志愿還沒有完成時的那種悲涼和悲痛。柳永科舉屢次失敗,到頭來雖做得一個小官,并沒有開拓出能夠實現自己夢想的舞臺,加上改官曲折,升遷無望,柳永內心充滿了對人生和生命的感嘆。“危樓”、“孤煙”、“殘葉”、“楚天”和“斜陽”等景物更深刻展現出當時景色的蕭索。而這景色卻是和作者內心的感情相吻合的。
正如葉嘉瑩女士在《唐宋詞十七講》中所說,柳永的這類詞成功的將詞境“從春女善懷過渡到秋士易感”,真正寫出了一個讀書人的悲哀。詞的下片即轉向了思念。“臨風想佳麗,別后愁顏,鎮斂眉峰。”柳永在風中思念著他愛的人,同時也想象著對方對自己的思念,她應是愁容滿面,眉頭深鎖。這樣的思念寫得很真切和誠摯。然而下句立刻就轉到了“雨跡云蹤”,自宋玉《高唐賦》開創了以“云雨”這個意象隱喻男女的歡愛之后,“云雨”一詞也就成了男女之歡的代名詞。此處“云雨”即是此意。柳永一思念佳人,就想起當年歡愛的場景,這幾乎成了柳永詞中的一個通病。
另一些羈旅詞中,柳永雖未提及云雨,卻提起了同樣讓文人雅士不恥的秦樓楚館等煙花之地,提起了貌美如花的歌妓。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京師的時候,柳永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和歌妓一起度過的,并且那些歌妓給了他無數歡快的,讓他感到自我價值得以實現的美麗回憶。日后懷想起的事和人總是生命里讓自己難忘的,給自己安慰的,在落魄時給自己救助的。柳永也如此,在征途中,他唯一能憶起的,便是那些在他不如意的時候陪在他身邊的煙花女子。一個作家的經歷決定了他創作的格調,正是當時的社會條件給了柳永那樣坎坷經歷,讓他不得不以煙花場所為港灣,因此我們便不能苛求柳永寫出如“大江東去”那樣具有雄心抱負的句子。他能想起和描繪的,只能是年少時嫣紅的記憶和記憶中的人,如《鵲橋仙》(屆征途)。
出身儒宦家庭,卻擁有著一身與之不兼容的浪漫氣息和音樂才華的柳永,一生就在這二者之間奔波忙碌。他迷戀情場,卻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樂章集》就是他周旋于二者間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與兒女柔情的結合。他想做一個文人雅士,卻永遠擺脫不掉對俗世生活和情愛的眷戀和依賴;而醉里眠花柳的時候,他卻又在時時掛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于他本人,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會。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無暇去關注人的永恒普遍的生命憂患,而是側重于對自我命運、生存苦悶的深思、體驗和對真正愛情的向往與追求,執著于對功名利祿、官能享受的渴望與追求,抒發自己懷才不遇,命運艱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著拖著一條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擴大了詞境,佳作極多。他還描繪了都市的繁華景象及四時景物風光,另有游仙、詠史、詠物等題材。柳永發展了詞體,留存二百多首詞,所用詞調竟有一百五十個之多,并大部分為前所未見的、以舊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調,又十之七八為長調慢詞,對詞的解放與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柳永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他的詞講究章法結構,詞風真率明朗,語言自然流暢,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間口語寫作大量“俚詞”,下開金元曲。柳詞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樂美。他的詞不僅在當時流播極廣,對后世影響也十分深巨。
- 柳永
柳永(987?─1055后)原名三變,字景莊,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人稱「柳」,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徙居崇安(今福建)。祖父柳崇,以儒學名,父柳宜,曾仕南唐,為監察御史,入宋后授沂州費縣令,官終工部侍郎。永少時流連于汴京,在秦樓楚館中恣情游宴。后曾西游成都、京兆,遍歷荊湖、吳越。景祐元年(1034)登進士第,歷任睦州團練推官、馀杭令、定海曉峰鹽場監官、泗州判官、太常博士,終官屯田員外郎,世稱「柳屯田」。為人放蕩不羈,終身潦倒。晚年流落不偶,卒于潤州(今江蘇鎮江)。身后很凄涼,由歌女們聚資營葬。《宋史》無傳,事跡散見筆記、方志。善為詩文,「皆不傳于世,獨以樂章膾灸人口」(《清波雜志》卷八)。所著《樂章集》凡一百五十馀曲。其詞自成一派,世稱「屯田蹊徑」、「柳氏家法」。《避暑錄話》卷三記西夏歸朝官語:「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可見柳詞影響之大。其詞對后世詞家及金元戲曲、明清小說有重大影響。詞集名《樂章詞》,主要內容描寫歌妓舞女的生活和思想,抒發自己的不平和牢騷以及羈旅行役之苦、離別懷人之情。都市的風物之美、社會的富庶在詞中也得到突出的表現。如描寫杭州風光的《望海潮》,相傳金主完顏亮讀到「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在為歌女們寫作的詞篇中,表現了對她們的同情,唱出了她們的心聲。在這類詞中,也有一些庸俗的內容和頹廢的情調。藝術成就最高的是羈旅行役之作。《雨霖鈴》、《八聲甘州》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融情入景,有點有染,感人至深。同時,賦予身世之嘆和濃重的傷感情調,為人們千古傳誦。柳永是北宋第一個專力寫詞的作家,在詞的發展史上有著突出的貢獻。首先,他始衍慢詞。運用鋪敘、渲染等手法,擴大了詞的容量。其次,以俚語、俗語入詞,呈現口語化的特色。同時,在藝術上運用傳統的情景交融、點染等手法,又善于化用前人詩句入詞,使詞作韻味雋永、深婉含蓄。由于在題材和藝術上都有創新,所以流傳很廣。甚至連西夏也「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有《樂章集》傳世,存詞210多首,按宮調編次,共16個宮調150個詞調,這說明柳永的作品不僅是詞集而且是可以入樂演唱的唱本,故名《樂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