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為政舉措

政治　　政通人和　　任用酷吏讓武則天背上了罵名，在武則天的統治穩定之后，武則天開始啟用酷吏。為鞏固統治，武則天使用嚴酷手段。為掌握國家統治大權，她毒死了已立為太子的親生兒子。稱帝第二年，武則天便用兩大酷吏之一的來俊臣殺了另一個酷吏周興；至萬歲通天二年（697年），殺死來俊臣，結束了酷吏政治。　　在用人上，武則天為了奪取政權，維護統治，任用酷吏打擊反對派；但是武則天還任用了很多賢臣來治理天下，武則天作為一個政治家在歷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稱，武則天一朝號稱“君子滿朝”婁師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賢臣均在其列，后來的“開元賢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則天時期提拔起來的。武則天善于用人還體現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創新，她改革科舉，提高進士科的地位；舉行殿試；開創武舉、自舉、試官等多種制度，讓大批出身寒門的子弟有了一展才華的機會。《資治通鑒》評價武則天；“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竟為之用”。

　　武周都城　　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以洛陽為東都。此后高宗頻繁往返于兩都之間，直至在洛陽病死。武則天年684遷都洛陽，改洛陽為神都，建立武周，705年唐中宗復辟，還都京師長安。她稱帝期間，除了長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長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長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陽。　　武則天為何選擇洛陽作為武周的政治中心？司馬光解釋說：武則天害死王皇后、蕭淑妃以后，“數見王、蕭為祟，被發瀝血如死時狀。后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舊唐書》亦載：“后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發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其實，這并不符合事實。王、蕭兩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此時距武則天定都洛陽，已近二十年。況且，武則天稱帝后，仍然在長安住了兩年。因此，僅僅以王、蕭兩人之死來解釋武則天定都洛陽，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　　陳寅恪先生則認為：“夫帝王之由長安遷居洛陽，除別有政治及娛樂等原因，如隋煬帝、武則天等茲不論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經濟供給之原因是也。” ，陳寅恪先生之說很有道理，武則天定都洛陽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洛陽的地理形勢決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則天定都洛陽是為了與李唐王朝分庭抗禮，近而實現改朝換代的心愿。　　武則天為定都洛陽進行了一系列的精心準備。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東都為神都。688年，建明堂，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將偽造的刻有“圣母臨人，永昌帝業”字樣的白石進獻武則天。五月，武氏受“寶圖”，事南郊，告謝昊天，御明堂，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寶圖”為“大授神圖”，封洛水為顯圣，加特進，并立廟。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則天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為正月，以“曌”字為名。七月，頒《大云經》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天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關內雍、同等九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洛陽在政治上對武則天的重要性，還可以從徐敬業起兵時魏思溫的言論中窺見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業等以匡復廬陵王為借口，起兵反對武則天。當時，魏思溫建議徐敬業：“明公以匡復為辭，宜率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遺憾的是，徐敬業沒有采納魏氏的建議，結果兵敗身死。陳岳論及此事，嘆息道：“敬業未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由此可見，洛陽對于武則天之重要，它實際上是武則天的政治大本營。

軍事　　在軍事上，武則天時期基本維持了唐朝的疆域和地位，由于武則天稱帝前后殺了一大批能征慣戰的宿將名帥，更由于均田制的逐漸瓦解，使得府兵減少，國家防御力量較弱，“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即由那時而來，導致在一段時間內對外戰爭頻頻失利，隨著統治的穩定又逐漸挽回了頹勢。　　在西北，唐朝與吐蕃為爭奪西域烽煙不息，安西四鎮時置時罷，高宗啟用裴行儉經略西域，于調露元年（679年）重置四鎮。垂拱三年（687年），正當武后忙于篡位時，吐蕃又占領了安西四鎮，其前鋒直達敦煌。武后稱帝后的長壽元年（692年），武則天派王孝杰率軍收復安西四鎮，并遣軍常駐，從而結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復爭奪的局面。　　在北方，東突厥在唐太宗時期本來已經被滅，唐高宗在位時期突厥復興。調露元年（679年）十月，單于大都護府下屬突厥酋長阿史德溫傅、奉職率所轄二部反唐，和唐朝重新爆發了戰爭，雙方互有勝敗。武則天稱帝前，抗擊突厥的大將程務挺因替裴炎申辯被武則天殺死，突厥的入侵更加猖獗。武則天稱帝后第5年，即天冊萬歲元年（695年）十月，篡位的默啜可汗為了爭取中原王朝支持遣使請降，武則天冊授他為左衛大將軍、歸國公。后來默啜因幫助平定契丹有功而被封“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萬歲通天二年（697年）三月，武則天應默啜之請，將六州降戶數千帳送交默啜，并給他谷種4萬斛、雜彩5萬段、農具3千件、鐵4萬斤。圣歷元年（698年）六月，武則天命內侄武延秀前往突厥，準備娶默啜女為妃。默啜以武延秀非李氏為由不但不允婚，反而將其拘留，并揚言要用武力幫助李氏恢復唐朝。武則天起先命其內侄武重規等領兵45萬反擊默啜，但毫無成效。武則天不得已立其子廬陵王李顯為皇太子，又任命李顯為河北道元帥，招募士兵討伐突厥；但實際領兵出征的是副元帥狄仁杰。默啜得知唐朝大軍將出發，即將從趙州、定州掠奪的男女八九萬人全部殺死，一路殘殺百姓，飽掠而去。一些大將雖擁有重兵卻不敢逼近默啜。狄仁杰領兵10萬，到趙州時突厥人已經撤退，他一面安撫百姓，又嚴令部兵不得侵擾百姓，河北才算安定。此后默啜恃強一再侵擾中原北邊，采取時和時戰的策略，雙方關系時好時壞。　　在東北，武則天時期契丹崛起，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因營州都督趙文翙暴虐無道，契丹人松漠都督李盡忠，和舊城州刺史孫萬榮起兵反周，進攻河北地區。武則天三次派兵討伐，損兵折將，在奚和突厥幫助下才得平定，由此不難看出武則天時期軍事上的總體表現不及唐太宗時期。　　長安二年（702年），武則天于庭州置北庭都護府（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取代金山都護府，管理西突厥故地，仍隸屬于安西都護府，鞏固了唐朝中央政府對西域地區的管轄。

經濟　　武則天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賦斂、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張以保障農時；在其執政的半個世紀中，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戶口數永徽三年（652年）為380萬戶，到武則天退位的神龍元年（705年）增長到615萬戶。此時均田制開始瓦解，民戶逃亡現象開始普遍，武則天對此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不過民戶逃亡也使政府稅收受到了損失，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武則天為了稱帝尊崇佛教，大修廟宇，建造規模宏大的明堂、天堂，這也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作者介紹

武則天 武則天（624年~705年）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正統的女皇帝，也是繼位年齡最大的皇帝（67歲即位），又是壽命最長的皇帝之一（終年82歲）。唐高宗時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時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為武周皇帝（690—705），改國號“唐”為“周”，定都洛陽，并號其為“神都”。史稱“武周”或“南周”，705年退位。武氏認為自己好像日、月一樣崇高，凌掛于天空之上。于稱帝后上尊號“圣神皇帝”，退位后中宗上尊號“則天大圣皇帝”（后按武曌遺愿改稱“則天大圣皇后”）。武則天也是一位女詩人和政治家。 據說她有《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六卷。今存詩歌僅四十余首。 武則天對歷史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第一個貢獻是打擊了保守的門閥貴族。 武則天被立為皇后以后，把反對她做皇后的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一個一個的都趕出了朝廷，貶逐到邊遠地區。這對于武則天來說，是殺雞儆猴，但這些關隴貴族和他們的依附者，在當時已經成為一種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們趕出政治舞臺標志著關隴貴族從北周以來長達一個多世紀統治的終結，也為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條件。 第二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雖然，早在貞觀年間就提出過“勸農桑”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很好的施行。因此，武則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議“勸農桑，薄賦役”。在她掌權以后，又編撰了《兆人本業記》頒發到州縣，作為州縣官勸農的參考。她還注意地方吏治，加強對地主官吏的監察。對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農民，也采取比較寬容的政策。因此，武則天統治時期，社會是相當安定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的380萬戶進一步增加到615萬戶，平均每年增長9.1%。這在中古時代，是一個很高的增長率，也是反映武則天時期唐代經濟發展的客觀數據。 第三個貢獻是穩定了邊疆形勢。 武則天執政后，邊疆并不太平。西方西突厥攻占了安西四鎮，吐蕃也不斷在青海一帶對唐展開進攻。北邊一度臣服的東突厥和東北的契丹一直打到河北中部。武則天一方面組織反攻，恢復了安西四鎮，打退了突厥、契丹的進攻，同時在邊地設立軍鎮，常駐軍隊，并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廣到現甘肅張掖、武威、內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薩爾一帶。以溫和的民族政策，接納多元文化的發展。對在屯田工作上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婁師德，武則天特致書嘉勉。書中特別指出，由于屯田，使得北方鎮兵的糧食“數年咸得支給”。 第四個貢獻是推動了文化的發展。 唐人沈既濟在談及科舉制度時說到：“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太后君臨天下二十余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已成風”。沈既濟的這些話包含了豐富的內容。一是武則天重視科舉，大開志科。有一次策試制科舉人時，她親臨考場，主持考試。二是當時進士科和制科考試主要都是考策問，也就是申論。文章的好壞是錄取的主要標準。三是武則天用人不看門第，不問你是否是高級官吏的子孫，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別注意從科舉出身者中間選拔高級官吏。科舉出身做到高級官吏的越來越多，這就大大刺激了詩人參加科舉的積極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讀書學習的熱情。這就是沈既濟所說的“浸已成風”。開元、天寶年間“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的社會風氣，就是從武則天時期開始的。正是文化的普及，推動了文化的全面發展，著名的詩人和文學家崔融、李喬都是這個時期涌現出來的，雕塑、繪畫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史稱武則天當政時期為“貞觀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