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井游記研討

燕地寒，花朝節后，余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于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游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游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己亥之二月也。

　　第一段：花朝節過后 城中余寒猶厲的景象

　　第二段：2月22日滿井的早春景色

　　第三段：物我交融（議論）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游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后，余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余”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么，其具體表現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說“寒風”“冷風”而說“凍風”，意在說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對“燕地寒”的敏感。這樣惡劣的天氣，只好“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從“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來看，作者不知做過多少次嘗試，都無奈而歸。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體部分，寫郊游的所見所感。“欲出不得”的壓抑并沒有打消作者出游的念頭，反而激發了他出游的熱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數友”，如脫籠之鳥，飛出城門，來到郊外。但見長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曠遼遠，一派生機。作者寫景，主要寫了水光山色，柳條麥田，以及游人的歡欣，魚鳥的“悠然自得”。其中寫水寫山的部分是重點。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畫，“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繪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鮮妍明媚”畫出春山之態。然后，分別用兩個長句作喻，水如新開之鏡，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動。寫柳條突出其“將舒未舒”的姿態，寫麥田說其“淺鬣寸許”，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寫人雖寥寥數語，卻頗為傳神。“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將品茶、飲酒、騎驢觀賞諸畫面合為一組鏡頭，雖曰“未盛”，已是熱鬧非凡。更有曬太陽的鳥，吸水戲浪的魚，它們的快樂不亞于游人，仿佛羽毛鱗鰭之間“皆有喜氣”。最后作者總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這一句回應首段，是對自己冒寒出游的肯定，并對“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后一段以議論作結，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興趣。“不能以游墮事”，這是對那些熱衷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于作者本人，本無意于在政治上進取。何況他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教官，當然可以“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余之游將自此始，惡能無記？”這完全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寫出了《永州八記》；袁宏道也許再沒有重游滿井，因為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鄉，過上了隱居的生活。以后雖又出仕，終非所愿，年僅四十二歲病逝。 　　1．郊田之外未始無春：一個孤獨者的漫步。

　　“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一句，是本文的畫龍點睛之筆。這句話看似為作者不經意之談，是在為自己出城郊游找借口，實則大有深意。袁宏道25歲中進士，不受官，請假歸家，又與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縱情山水，訪師問學，可見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袁宏道的游記散文，也充滿了疏放不羈的精神，是對大自然的熱愛，是對官場的厭倦，是個性的張揚和抒發。他是一個漫步郊原的孤獨者，“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遺落世事，在與自然風物的對話中，感受自由的可貴。

　　2．白描的筆法。

　　作者寫景，不堆砌詞藻，而是用極為簡練的筆法勾勒出來。如寫水為“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寫柳條為“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這種表現方法，沒有夸張、渲染和烘托，而形象卻鮮明如畫。

　　3．擬人的寫法。

　　作者寫山，用倩女新妝作喻，寫魚鳥，說它們洋溢著喜氣，都是用了擬人的寫法。這種表現方法，可以增加景物的動感或“靈氣”，同時也融入作者的主觀情感。把景物擬人化，是袁宏道常用的寫景方法。如他說蘇州虎丘“如冶女艷妝”（《上方》），寫杭州西湖為“山色如娥，花光如頰”（《初至西湖記》）。在《滿井游記》中這種寫法也很突出。

　　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現方法雖然很常見，但袁宏道運用起來自有他的新奇之處。在這篇游記中，比喻大多是用來寫景的，如上文分析過的寫水寫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寫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為“脫籠之鵠”。這些比喻都很恰當，因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體會和感受。

　　練習說明滲透的感情

　　這篇游記寫初春景象，抓住了乍暖還寒、萬物復蘇的特點。如“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一句，寫出了柳枝初展的神韻。熟讀課文，試找出幾處這樣的景物描寫，略加分析，想一想，作者在這樣的描寫中滲透了怎樣的感情。

　　設題目的是讓學生在熟讀課文的基礎上，體會本文寫景的特點。

　　文中這樣的景物描寫還有幾處，如“土膏微潤”，寫冬去春來大地解凍復蘇的情景，簡練而傳神；“冰皮始解，波色乍明”，寫天氣轉暖湖冰消融的情景，令人精神為之一振；“麥田淺鬣寸許”，寫麥苗破土初芽的情景，準確而生動。作者在這樣的描寫中，無不滲透了對春回大地的喜悅之情，對自然界重新煥發生機的欣賞和贊美。

　　幾例運用比喻

　　本文在記敘描寫中多處運用比喻，比如作者將初春曠野中的自己比作“脫籠之鵠”；“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以新開明鏡比喻新綠水波，寫出了水光的明麗，貼切而有新意；“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以新妝倩女比喻被晴雪洗過的山巒，寫出了春山的“鮮妍明媚”，生動而又傳神；“麥田淺鬣寸許”，以獸頸之毛比喻還沒有長高的麥苗，簡明而又形象。

　　助詞“之”的用法

　　下列三組短語中的“之”字，有的表示修飾關系，可譯成“的”；有的表示限定關系，可譯成“以”；有的起舒緩語氣的作用，可不譯。試加以辨析，并說說這些用法現在是否還在用。

　　設題目的是讓學生注意課文中助詞“之”的用法，體會它在結構或語氣上的作用，并作一些古今對比，加深印象。

　　一室之內 郊田之外（表示限定關系，可譯為“以”。這種用法現在的書面語中還常用，如“四海之內”“國門之外”。）

　　脫籠之鵠 曝沙之鳥（表示修飾關系，可譯為“的”。這種用法現在的書面語中也常用，尤其保留在成語中，如“驚弓之鳥”“一丘之貉”。以上兩種，也都兼有舒緩語氣的作用，但主要起結構作用。）

　　倩女之面 髻鬟之始掠（起舒緩語氣的作用，可不譯。這種用法現在已不用。）

　　對比《記承天寺夜游》

　　1、蘇軾心懷報國之志，而報國無門，被貶謫在外，自己得不到重用。實際是借夜游來排遣心中的苦悶。自己閑是不得以的閑。2、袁宏道個性志在游山玩水。寄情山水之中。他的閑是生活如他所愿。自得其樂的閑。是發自內心的自由自在的閑情逸致。

　　一、

　　學習本文，應重點引導學生把握作者個性化的寫景抒情風格，并結合完成課后練習，體會本文白描和擬人手法的運用以及比喻句的表達效果。教學中，可以以提問的方式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解說或訂正。

　　二、

　　袁宏道的山水游記更注重對大自然的客觀描寫，也揭示出人們游山玩水的愉悅心情，這與唐宋時代的游記重寄托重理念的寫法完全不同。可將本文與本單元前幾篇課文作比較閱讀，體會它們的不同特點。袁宏道的游記散文現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來選本作擴展閱讀。

　　三、

　　組織一次春游，仿照本文的風格寫一篇游記，要求語言簡練，寫出獨特的感受。

　　有關資料公安派（胡小偉）

　　公安派，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于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沖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系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