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藻評價

　　“前生名士，今生美人”，陳文述非常準確地以此來評價學生吳藻，它指出了吳藻性情的兩個方面，而又以“前生”與“今生”之間的不可逾越道出了吳藻心中無法化解的“雙性”沖突。

　　西方主要存不同的兩類“雙性”理論：一類為反對雙性同體的女權主義者，她們認為這實際上是將性別差異中和為一種特定的性別特征體系，以雙性的假象掩蓋實質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文化。在此體系下，女性仍然處于邊緣地位，無論她以女性抑或是雙性同體的身份出現。另一類以法國女權主義理論家埃萊娜·西蘇為代表，她在《美杜莎的微笑》一文中提出:“雙性:即每個人在自身中找到兩性的存在，這種存在依據男女個人，其明顯與堅決的程度是多種多樣的，既不排除差別也不排除其中一性。”她所理解的雙性是包容和多元的，在差別中消除對立，從而激發游刃于兩性之間的藝術乃至生命的活力。

　　女權主義文論亦應有形成體系的過程，如同女性從被忽略到覺醒再發展成女權主義運動一樣，與其將以上兩種不同的理解看作是兩派言論，不如將它放到時間的洪流中，作為一種理論發展的不同階段來認識。這兩種思維方式在吳藻的思想中都出現過，并呈亦步亦趨地沿流著既定方向不斷向前發展之態勢。吳藻對于男女社會性別的差異最早的認識應起源于兩件事：一、她自幼便顯現的清才因身為女子而無用武之地；二、婚姻生活中精神交流匱乏，但因身為婦人而無法改變。當時之男子可立德立功立言的社會機會以及丈夫可“待買個紅船，載卿同去”（《洞仙歌·贈吳門青林校書》）在婚戀方面的社會自由都為吳藻所羨慕和向往，故在女性的覺醒意識下，其早期《喬影》爆發的憤懣所指對象是“身世不協”（《喬影》），即身為女子之事實。

　　齊彥槐評之云：“詞客深愁托美人，美人翻恨女兒身。”強調靈均以美人自喻，而吳藻卻以屈原自比的現象。而這種假扮異性的行為思想根源還是將兩性差別以針鋒相對的態度來處理的，即通過拋棄處于劣勢的本性世界而步入自由高放的異性世界，此揚棄的過程實質上還是對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體系的認同，盡管此認同極大程度上出于被動。這種思維正與前文的第一類解釋吻合，故我們可稱其為以“雙性同體”抗爭男性社會體系的第一階段。再觀吳藻中晚期的作品，從“兒女亦英雄”論點的提出到身體力行地如男性般入世（懷古諷今）、如文人般治學（研定詞學、校訂詩稿）、如男子般處事（與異性建立友誼）等，吳藻開始進入到了消解兩性差異的階段：一方面她解構了固定男性與女性之間二元本質對立關系，另一方面游刃于兩性之間，或由本性抒情懷思，或由異性之品格開筆立世。這與西蘇的言論不謀而合，我們可稱它為第二階段。從吳藻之思路我們可見“雙性同體”理論從性別逃亡到性別融合的發展歷程，回望柏拉圖之言論，這何嘗不是其尋找另一半的故事中“雙性同體”的本意呢？

　　與吳藻一樣，眾多在文化轉型過程中的明清才媛與她有著絲絲縷縷的內在聯系和相似之處。《喬影》的換裝，在王筠的《繁華夢》、陳端生的《再生緣》、邱心如的《筆生花》、程惠英的《鳳雙飛》中皆可找到相同的母題。無論其中換裝女子的出路有如何的差別，但明清女性基于性別意識覺醒而持的“白日夢”心理依然相互遙遙呼應。此夢幻色彩點染入詩詞之境，又展開了“閑愁”之外的另一書寫模式，吳藻與顧貞立、秋瑾、呂碧城等眾才媛于此模式對時世投入深切的關注、獨立的思考和剛健的筆調。寫作之外，在這種或濃或淡的隱形氣質驅使下，她們又一同在與男子藝術造詣比肩、交游范圍比肩的活動和心態中舒緩本體社會性別所帶來的壓力與憤懣，并由此向平等大同的夢境顧盼。

作者介紹

吳藻 吳藻，清（一七九九―一八六二）女。字蘋香，自號玉岑子，仁和（今杭州）。人。幼而好學，長則肆力于詞，又精繪事，嘗寫飲酒讀騷圖。著有香南雪北廬集、花簾書屋詩、花簾詞、讀騷圖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