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思想

主張　　韓非雖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張卻與荀子大相徑庭，他沒有承襲荀子的儒家思想，卻愛好“刑名法術”之學，成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非反對政治治理的原則建構在私人情感聯(lián)系與當代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張將人的自利本性作為社會秩序建立的前提，強調君主統(tǒng)制權視為一切事物的決策核心，君權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應當運用苛刑峻法重賞來御臣治民，以建立一個君主集權的封建國家。　　韓非在其《韓非子》里面有《解老》與《喻老》兩篇，直述自己思想部分也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稱之為道法家，意味從道家里面延伸出來的新法家思想。但韓非的道法家與道家有一些差異。　　簡單說，韓非子僅取《老子》‘無為’的思想，《老子》認為處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與方式，只要順著大道即可。但韓非認為無為，落實在君王統(tǒng)治上，應該是無論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測與掌握，此觀點還包括施政習慣，統(tǒng)馭方式等，應該陰晴不定，難以掌握。如此才不會反被臣下駕馭，這也就是申不害的“術”。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解老》與《喻老》部分，似乎與韓非其他論述有出入，可能不是韓非所作。　　韓非之學出于荀子，源本于儒家，而成為法家，又歸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但其學說過于尊君，為后世所詬病。　　韓非另主張‘名實相符’，認為君主應根據(jù)臣民的言論與實績是否相符來決定功過賞罰。

意義　　韓非雖死，但他的思想卻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實施。韓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一些觀點，以法治思想為中心。他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韓非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于“未盡”，“申子未盡于術，商君未盡于法”。（《韓非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 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系，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fā)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 “重罰”。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制思想的重大貢獻，對于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韓非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贊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的論點。　　韓非的全部理論導源于荀子“性惡論”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的政治目的。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利害關系，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二柄》），人君的職責就在于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眾畏威而歸利。　　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fā)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tǒng)，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　　韓非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韓非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并用這種發(fā)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　　韓非把社會現(xiàn)象同經濟條件聯(lián)系起來，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韓非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系，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韓非反對天命思想，主張?zhí)斓雷匀弧ＫJ為“道”是萬物發(fā)生發(fā)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萬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內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韓非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并論述了它與“道”的關系。他認為，“道者萬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韓非看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guī)律，人們辦事應該尊重客觀規(guī)律。　　韓非的認識論繼承了先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tǒng)。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　　韓非反對“前識”的觀點。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主張“虛以靜后”，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而非妄加揣測。　　韓非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君》）的著名論題。“參”就是比較研究，“驗”就是用行動來檢驗。韓非認為，不經過“參驗”而硬說是如何如何，是無知的表現(xiàn)；不能確定的東西而照著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張“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顯學》）。　　韓非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斷地變化著，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為常。”（《解老》）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講的矛與盾的故事，對人們分析問題 表達思想至今仍有著深刻的啟發(fā)作用。　　韓非的政治思想為中國封建統(tǒng)一事業(yè)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哲學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開拓了人們的思路。韓非不愧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韓非子》是韓非主要著作的輯錄，共有文章五十五篇，十余萬字。里面的文章，風格嚴峻峭刻，干脆犀利，里面保存了豐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　　韓非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于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并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tǒng)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雖然我們可以說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和孟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②與封建專制主義思想有一定關系，但是都不如韓非講的明確。《韓非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①　《論語·顏淵》。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韓非子》卷四《和氏》。　　③　《韓非子》卷十七《難勢》。　　②　《孟子·告子下》：“白圭曰：‘吾欲取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可乎？’曰：‘不可，器用不足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　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里，韓非把臣、子、妻對君、父、夫的從屬關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順逆看成是天下治亂的“常道”。這就有了三“綱”的基本內容。加上韓非的“法”、“術”、“勢”的政治主張，便使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法家　　韓非子是中國戰(zhàn)國時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創(chuàng)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tǒng)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jù)，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于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huán)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么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zhàn)爭，如果立下戰(zhàn)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zhàn)。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zhàn)斗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tǒng)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zhàn)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zhàn)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fā)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fā)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qū)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zhàn)國末期韓國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是韓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遺著，并加入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成的。　　韓非（約前281-前233），是戰(zhàn)國末期韓國（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后世稱他為韓非子。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韓國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采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后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贊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韓國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fā)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jù)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jù)。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zhàn)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韓非子·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zhí)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tǒng)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jù)，建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jù)。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fā)展。

作者介紹

韓非 韓非子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約公元前281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韓非為韓國公子（即國君之子），漢族，戰(zhàn)國末期韓國人(今河南省新鄭）。師從荀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