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學術觀點

提倡諸子學說　　劉向、劉歆父子是在儒學作為經學而一統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諸子百家的著作與學說并強調從中吸取思想營養以改善儒學的重要人物。劉向在對《管子》、《晏子》、《韓非子》、《列子》、《鄧析》、《關尹子》、《子華子》以及《戰國策》等著作進行了系統整理的基礎上，認為它們皆有符合儒家經義的地方。例如，劉向說： 《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 ① 荀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 ， 其書比于傳記，可以為法 ②。至于道家，劉向則認為 （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兢，合于六經 ③。除此之外，劉向還在《說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諸子之口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學術見解，實際上這也是對諸子學的一種肯定。劉歆繼承父業，他在《七略》中把儒家和諸子各家并列為十家，并認為各家可以互相補充： 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不僅如此，劉歆還特別強調從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營養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兼采各家之長，方能 通萬方之略.正如《易》中所說：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如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既然諸子各家皆為 六經之支與流裔 ，那么在當時 去圣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 的情況下， 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①這就是說，在劉歆看來，只有恢復諸子學的思想傳統，才能在吸收各家思想長處的基礎上，使儒學由僵化的經學、世俗的神學變為真正能夠治國安民的經世致用之學。　　劉向、劉歆父子在當時經學獨尊的情況下，大力倡導研究諸子之學，對削弱官方學術思想的統治、解放思想是有積極意義的。　　劉向早年得《枕中鴻寶苑秘書》，“書中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響。繼又參與石渠閣的五經講論，濡染于今文經學活動。他后來論歷代興革、國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學者的派頭，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作為論證的依據。元帝時，他上封事，論舜及文武周公時的祥瑞和幽厲以后春秋時期的災異而歸結于“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時上封事，論宗周以來大臣操持國柄之危國，借“王氏外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之異，申言“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并立”。這表明劉向的歷史觀是神學的歷史觀。他這種思想反映了西漢晚年大權旁落、皇族失勢的悲觀情緒。

神學觀點　　《漢書·五行志》保存了劉向《洪范五行傳論》約一百五十二條。其中論災異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間的關系的約三十一條，論災異跟君主失勢、國家敗亡間關系的約三十九條。這不只是劉向政治立場在學術上的反映，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作政治斗爭的工具。《漢書·五行志》也保存了劉歆論《洪范五行傳》的材料，約七十三條，盡管論述的對象基本上都在劉向曾經論述的范圍內但沒有一條的具體論述是跟劉向相同的。這也由于劉歆的政治態度跟父親不同，在學術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劉氏父子學術見解的不同，是當時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反映。　　劉向雖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但認為“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可以“劉氏長安，不失社稷”。這就等于說天命還是可以人力為轉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時期。在劉歆的遺文里，就看不到這樣的說法了。依《漢書·律歷志》所保存下來《三統歷譜》的材料來看，歷代的興衰是按著五行相生的順序進行的。按照這樣的順序，王莽以土德繼漢的火德，就應該是當然的。王莽在死到臨頭時就還這樣說：“天生德于予，漢兵有如予何！”　　當劉向校訂皇家藏書的時候，卻很少運用這種神學歷史觀，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人文主義的態度。

作者介紹

劉向 劉向（約前77—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今屬江蘇徐州）人。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劉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讎古書的“敘錄”，較有名的有《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敘錄》，敘事簡約，理論暢達、舒緩平易是其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