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儒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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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理學和心學都存在著“重虛談”、“多議論”、“學而無實”、“學而無用”的弊端。 楊慎說： 騖于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弊，其究也，以六經為注腳，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余，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學而無用，世以俗學以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本為《中庸》所謂，但宋儒中，朱熹主張以究理問學為主，提倡研讀經傳，一依圣賢遺教去做，有偏重于“道問學”的傾向，陸九淵譏評其支離破碎；陸九淵主張學者從經典中解脫出來，求諸本心，認為“學苛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有“尊德性”的傾向，朱熹斥責其盡廢講學。自南宋朱、陸相爭以來，兩家之學漸成水火之勢，“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這對儒學發展影響甚大，誠如程敏政所說：“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途，或淪于空虛、或溺于訓詁，卒無以得真是之歸。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楊慎在這里則對朱、陸都進行了批評，指出陸學之弊在于“以空索為一貫”，趨簡憑虛而入于禪，“學而無實”；朱學之弊在于“以雜博相高”，遺本溺心而流于俗，“學而無用”。在他看來，“經學之拘晦，實自朱始”，“新學（此指象山心學）削經鏟史，驅儒歸禪”，兩者對學術風氣和儒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良影響。這樣，楊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學。 對于當世流行的“道學”（即理學）和“心學”，楊慎亦持全面否定態度。他說：“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亢（言）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顛倒錯亂，于人倫事理大戾。顧巾衣詭服，闊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民、吾心學，使人領會于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圣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他認為儒學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內外一者也”，但承襲宋儒之學風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謂“道學”、“心學”，盡管名稱不一，形式有異，而其實都是只知“闊論高談”、“虛飾文詞”，只說不行，“教人領會于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著摸”的空洞無用之物。其惡果，一是欺世，二是亂民，故皆為“圣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學”、“心學”，根本背離了儒學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學“削經鏟史，逃儒歸禪”，同時又明確點示理學同禪學也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頤“活潑潑地”之類的話就是以佛家語錄入章句，他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欲求易欲，反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這里所說的“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是陳獻章（白沙心學）所為。可見，在楊慎看來，“學禪家”而導致儒學之“理”難知，圣道幾晦，實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通病。 此外，楊慎認為，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乃切要之言，丘長春所謂“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下之事乎”乃正論。而邵雍、朱熹論天則是強不知為知，實為“妄說”。他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歟？且圣賢之‘切問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31）他還對宋儒鬼神之論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對《中庸》所謂“鬼神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書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跡’。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背馳矣？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地文字，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跡’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所以，楊慎譏笑宋儒“雜博”、“支離”、“割裂”，如同“伎兒之舞迓鼓”，既“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33）如此，不流入禪，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裝飾門面，又怎么可能呢？
擒賊先擒王，對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楊慎不僅從學術、思想的諸多方面批評朱熹，如在《陳同甫與朱子書》中譏朱熹自立門戶，在《文公著書》中責朱熹“違公是遠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顛書》中批評朱熹文學藝術上的失誤，在《圣賢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學上的紕漏。如何等等，難以詳述，而且，他更一針見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學“失之專”，“失之專者，一騁意（己）見，掃滅前賢”，用其自己的理學思想來詮釋儒家經典，否定漢唐諸儒經說，以確立其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談性命，祖宋人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這必然要導致“經學之拘晦”。
對明代中后葉風靡一時的陽明心學有所批判。 楊慎借云南副使陳夢祥《六經》“一字一義皆圣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的話，職責陳獻章“六經皆虛”論實“非圣人之蘊”，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說：“儒教實，以其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緣在虛無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家之學哉！”楊慎更怒斥王陽明為“霸儒”、“儒梟”，批評其以儒為表、以佛為里，證性見心、“驅儒歸禪”，背叛了儒家的經義，說：“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劃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于鳴儔， 俾其易人，而一時奔名走譽者，……靡然從之。”他又寓莊于諧地對人們何以會對陽明心學“靡然從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語道： 余友蔣兆暈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筍，肥美爽口，盤肴陳前，味如嚼冰，蟻而厭飫，依舊是鵝鴨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此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多與辯，但徐徐俟之。” 在《云南鄉試錄序》中更揭示陽明集心學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諸說造成了明代中后葉知識界的空疏淺陋，謂：“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酒魂，陳陳相因，辭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口，此何異叟誦詩、閽寺傳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論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
- 楊慎
楊慎（1488-1559）明代著名文學家，字用修，號升庵，今四川新繁人。官至翰林修撰，后謫云南永昌，死于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