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主要成就

　　程顥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學主張。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程頤還反對婦女改嫁，宣稱“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流毒頗深。究其內涵：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于洛陽，故世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態，“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五）

　　二程的人性論祖述思孟學派的性善論，但二程的人性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么至善，為什么會產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疵的;后者則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二程認為，性的本然狀態，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征，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則“人欲”滅，“人欲”盛則“天理”衰。由此可見宋代理學家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命題，實際上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容全盤否定。

作者介紹

程顥 程顥北宋（1032年～1085年7月9日）字伯淳，人稱明道先生，原籍河南洛陽，生于湖北黃陂縣灄源鄉（今屬紅安）。宋代大儒，理學家、教育家，封“先賢”，奉祀孔廟東廡第38位。 與程頤為同胞兄弟，世稱“二程”。“二程”早年受學于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宋神宗趙頊時，建立起自己的理學體系。 其家歷代仕宦，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父程遹曾任黃陂縣令，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卒于該縣。父程珦年幼無力返鄉，遂居于黃陂，曾任黃陂縣尉，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黃陂縣尉時所生，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響，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稱。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舉進士后，歷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神宗初，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與弟程頤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在教育上，先后在嵩陽、扶溝等地設學庠，并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養圣人，“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圣人而已矣”。即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學《論語》、《孟子》則為“知道”，“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大學》、《中庸》亦不可不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總之，教育必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之基本內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于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人為求學統淵源，于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于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于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并“從祀孔子廟庭”。元明宗至順元年（1330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詔令兩程祠以顏子(即顏淵)例修建, 規制比于闕里，前后殿廡齋室等房共六十余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后人”。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進儒為賢， 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兩程祠‘學達性天’匾額 。 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編成的《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程頤另著有《周易傳》。二程的學說后來由南宋朱熹等理學家繼承發展，成為“程朱”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