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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里的主要人物有哪些

秦始皇、項羽、劉邦、呂雉、劉恒等。

1、秦始皇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趙氏，名政，又名趙正（政）、秦政，或稱祖龍，秦莊襄王之子。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改革家，完成華夏大一統的鐵腕政治人物，也是中國第一個稱皇帝的君主。

秦始皇是出生于趙國都城邯鄲（今邯鄲），并在此度過了少年時期。前247年，13歲時即王位。前238年，22歲時，在故都雍城舉行了國君成人加冕儀式，開始“親理朝政”，除掉呂不韋、嫪毐等人， 重用李斯、尉繚。

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39歲時完成了統一中國大業，建立起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強大國家——秦朝，并奠定中國本土的疆域。

秦始皇認為自己的功勞勝過之前的三皇五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的稱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所以自稱“始皇帝”。

同時在中央實行三公九卿，管理國家大事。地方上廢除分封制，代以郡縣制，同時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對外北擊匈奴，南征百越，修筑萬里長城，修筑靈渠，溝通水系。

但是到了后期，求仙夢想長生，苛政虐民，扼殺民智，動搖了秦朝統治的根基，前210年，秦始皇東巡途中駕崩于邢臺沙丘。

2、項羽

項羽 （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項氏，名籍，字羽，楚國下相（今江蘇宿遷）人，楚國名將項燕之孫，軍事家，中國軍事思想“兵形勢”（兵家四勢：兵形勢、兵權謀、兵陰陽、兵技巧） 的代表人物，也是以個人武力出眾而聞名的武將。

李晚芳對其有“羽之神勇，千古無二”的評價。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項羽早年跟隨叔父項梁在吳中（今江蘇蘇州）起義反秦，項梁陣亡后他率軍渡河救趙王歇，于巨鹿之戰擊破章邯、王離領導的秦軍主力。

秦亡后稱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實行分封制，封滅秦功臣及六國貴族為王。而后漢王劉邦從漢中出兵進攻項羽，與項羽展開了歷時四年的楚漢戰爭。

項羽在正面戰場屢屢大破劉邦，但是，彭越不斷在項羽的后方破壞補給，韓信統一了黃河以北又揮師南下，而項羽卻猜疑亞父范增，最后反被劉邦所滅。

公元前202年，項羽兵敗垓下（今安徽靈璧縣南），突圍至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邊自刎而死。

3、劉邦

劉邦（公元前256年十一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即漢太祖高皇帝，沛豐邑中陽里人。

漢朝開國皇帝，漢民族和漢文化的偉大開拓者之一、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戰略家和指揮家。對漢族的發展、以及中國的統一有突出貢獻。

劉邦出身農家，為人豁達大度，不事生產。? 秦時任沛縣泗水亭長，因釋放刑徒而亡匿于芒碭山中。陳勝起事后不久，劉邦集合三千子弟響應起義，攻占沛縣等地，稱沛公， 不久投奔項梁，任碭郡長，被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馬。

公元前206年十月，劉邦軍進駐灞上，秦王子嬰向劉邦投降。秦朝滅亡。劉邦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 鴻門宴后封為漢王，統治巴蜀地及漢中一帶。

楚漢戰爭前期，屢屢敗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納諫，能充分發揮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聯合各地反對項羽的力量，終于反敗為勝。

擊敗項羽后，統一天下。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劉邦于定陶氾水之陽即皇帝位，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登基后一面消滅韓信、彭越、英布、臧荼等異姓諸侯王，又裂土分封九個同姓諸侯王。另一面建章立制并采用休養生息之寬松政策治理天下，讓士兵復員歸家，豁免其徭役，重農抑商， 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穩定封建統治秩序。

不僅安撫了人民，也促成了漢朝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礎。 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 開放與匈奴之間的關市，以緩和雙方的關系。

公元前195年，劉邦因討伐英布叛亂，被流矢射中，后病重不起，同年崩，廟號太祖，謚號高皇帝。

4、呂雉

呂雉（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字娥姁（xū），通稱呂后，或稱漢高后、呂太后等等。碭郡單父縣（今山東菏澤市單縣）人，后世把她與唐朝的武則天并稱為“呂武”。

呂雉是漢高祖劉邦（前202年—前195年在位）的皇后，高祖死后，被尊為皇太后（前195年—前180年），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

同時呂雉也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皇帝制度之后，第一個臨朝稱制的女性，被司馬遷列入記錄帝王政事的本紀，后來班固作漢書仍然沿用。她開啟了漢代外戚專權的先河。

5、劉恒

劉恒（前203年—前157年），即漢文帝（前180年—前157年在位），漢高祖劉邦第四子，母薄姬，漢惠帝劉盈之弟，西漢第五位皇帝。

前196年，漢高祖鎮壓了陳豨叛亂后，封劉恒為代王，其為人寬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調。漢高祖死后，呂后專權，諸呂掌握朝廷軍政大權。

前180年，呂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大臣把諸呂一網打盡，迎立代王劉恒入京為帝，是為漢文帝。

漢文帝即位后，勵精圖治，興修水利，衣著樸素，廢除肉刑，使漢朝進入強盛安定的時期。當時百姓富裕，天下小康。

劉恒為代王時有位王后，生有四個嫡子，在劉恒稱皇帝后不久，這四個嫡子相繼去世，其余諸子中寵姬竇漪房之子劉啟最長。

劉恒登基后三月后（景帝前元元年正月）立劉啟為皇太子，元年三月立竇漪房為皇后。漢文帝與其子漢景帝統治時期被合稱為文景之治?。

漢文帝在位時，存在諸侯王國勢力過大及匈奴入侵中原等問題。漢文帝對待諸侯王，采取以德服人的態度。

道德方面，漢文帝亦曾經親自為母親薄氏嘗藥，深具孝心。后元七年六月己亥，漢文帝崩于長安未央宮，后葬于霸陵。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史記

史記的人物

史記

史記

《史記》約成書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司馬遷完成這部巨著后曾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非常欽佩，就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是美稱，“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誰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著錄這部書時，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則又簡化成“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久而久之，人們根據“太史公記”而省略成《史記》。近人梁啟超稱贊這部巨著是“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司馬遷出身于中下層官吏家庭。高祖司馬昌，當秦始皇時，作主鐵官。曾祖司馬無澤，在漢初作長安的一個“市長”。祖司馬喜，沒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漢文帝時可能是所謂“中人之家”，以農業、畜牧致富，因而能夠出粟買爵。司馬遷說自己“耕牧河山之陽”，不一定就是親自參加耕牧。

父司馬談，在漢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140—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稱太史公。這是史官，漢武帝新恢復的一種古官。官位不高，職權不大，主官天時星歷、祭祀禮儀、搜羅并保管典籍文獻。這是史官的傳統。

史官掌握文化知識，是歷史上出現最早的一種官。從殷周到春秋戰國，史官的職權、地位逐漸降低，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從來沒有改變。他們的職掌，歷代相傳，最重要的是為王家記言記事。在殷周時代，他們記錄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戰國時代，他們記錄的范圍擴大到各國統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時，太史令并沒有這項職掌，司馬談自覺地按照古代史官傳統，準備要為新興的封建統治階級記言記事。他在大約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 年）的太史令職守上，在“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便利條件下，不僅有論述歷史的志愿和計劃，而且很可能已開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馬談到長安做官以后，司馬遷自然地隨著父親到長安，有了更多的學習機會。司馬遷自說“年十歲則誦古文”，當是到了長安以后的事情。所謂“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寫的典籍。漢初傳習的古書，許多是用漢代通俗應用的隸書即所謂“今文”寫的，也有先秦保存下來的，用古文寫的。司馬遷十歲時所誦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寫的書，不是專指某一種書。由此可見，司馬遷很早就有古文的修養。

司馬遷（前145或前135—約前87）（補注：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采用前說）補注：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仆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游各地回來后的事，那么，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余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閉叱?讕菡攀亟詰摹墩?濉吠猓?固岢鲆韻錄父鑫侍饣蚵劬蕁F湟唬?豕??凇短?飯?心昕肌分腥銜?筧艘?謾恫┪鎦盡匪?閱輟岸??恕庇κ恰叭??恕敝?蟆！墩?濉紛⒊鋪?蹺迥輳?韭砬ā按λ氖??筆欽?返摹F潿???蕁詞芳恰び蝸懶寫?鄧?匚淶墼?范?輳ü???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徒，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若司馬遷生于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鑒》，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

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陜西韓城）人。

補注：司馬遷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陜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陜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后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并列陜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

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于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后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游。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游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游回來以后，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云南一帶。以后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游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游，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游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后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的思想，用儒家所說的禮作為行為的規范和衡量歷史上是非得失的準則。他申論：“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司馬遷從父親司馬談那里，可以說得到兩份遺產。一份是太史職掌的學問，其中可能包括司馬談已經寫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學問，主要是《春秋》之學。但司馬遷并不以此二者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國歷史上開始有歷史家的出現。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作為一項遺愿囑托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于著史，并參與了《太初歷》的制定工作。

就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抗擊匈奴，力戰之后，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于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于無奈，以后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于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在這一場事件中，他對專制君主無可理喻的權力、對人生在根本上為外力所壓迫的處境，有了新的認識。他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不愿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于是“隱忍茍活”，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這也正是一位學者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終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前寫于這一年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于自己的際遇和心情作了一個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跡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補注：王國維考證其死于前87年) 大約在征和二年（前91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

正史中未載司馬遷卒年，有人認為這是司馬遷善終的證明，也有人認為這恰恰說明司馬遷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問。《史記·集解》引東漢學者衛宏《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輕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葛洪《西京雜記》也有相類似的記載。有人據此認為司馬遷是因作《報任安書》而死的，且死在作《報任安書》的當年。（據王國維考證《報任安書》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認為司馬遷下獄的事世上必有流傳，故衛宏、葛洪均筆之于書。衛宏和葛洪都是當時頗有名望的大學問家，不會無中生有， 歪曲事實。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中嘆息“以遷之博物智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極刑”防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這說明司馬遷不是自然之死。《漢書》載司馬遷被宮刑之后，又“尊寵任職”，為中書令（皇帝的御用秘書）可說是“載卿相之列”。郭沫若認為《鹽鐵論·周秦篇》中的既“下蠶室”而后又“就刀鋸”，就是暗指司馬遷的再度下獄致死之事。

對此，有的學者則提出異議。目前尚存有關衛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馬遷行事的記載，共有四條，經考證，至少有兩條不符合史實，故衛宏說司馬遷“下獄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證。古人認為“身體發聯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漢書》嘆司馬遷“既陷極刑”，不“能自保其身”，應當從古人的這種含義上來理解。《鹽鐵論·周秦篇》文學之言與司馬遷根本風馬牛不相及，“下蠶室”之后又“就刀鋸”，原意只是指一種刑罰所造成的社會不良風氣，乃證明漢武帝嚴峻之法的無效，不能解釋為司馬遷兩次下獄。

也有人認為司馬遷可能死于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獄”。巫蠱案發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為巫蠱使者的江充與衛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駕后為太子所誅，遂大開殺戒以借機剪除太子。太子殺江充后自殺，武帝窮治巫蠱之獄，轉而窮治大子死之獄，一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達十幾萬，司馬遷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蠱之獄”的殉難者之一。這場災難，錄及到當時許多文武官員，司馬遷恐怕也難以幸免。又據《史記》記事內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還有記事，征和一年后無記事，司馬遷很可能是《漢書》所云“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的犧牲者。

還有人主張司馬遷死于武帝之后，《史記》各篇里有漢世宗的謚號“武帝”。“武帝”系漢世宗劉徹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馬遷死在武帝之前，怎么會知道這謚號呢？有人考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罵崩僅4年，從《報任安書》的內容來看，知道當時《史記》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補輯，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稱謚號，則不足為奇了。

司馬遷雖然是受過宮刑的人，但有一個女兒是肯定無疑的。《漢書·楊敞傳》記載：“敞子惲，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

《同州府志·列女傳》也說：“楊夫人者，漢太史司馬遷女，丞相安平候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愕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徙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九卿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其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蓋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從上述史料看，司馬遷的女兒及外孫楊惲，是機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史記》之所以能流傳后世，實為此兩人的功勞。《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的隱語，就是將《史記》正本藏在西岳華山腳下的華陰，這兒是楊惲的老家。正如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所說：“《史記》一書，傳布最早，《漢書》本傳，遷既死后，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所謂宣布者，蓋上之于朝，又傳寫以公于世也。”可以想象，在當時司馬“下獄死”而查抄的情況下，司馬遷的女兒確像“義士救孤'那樣保藏了《史記》，而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又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樣救活了《史記》！司馬遷死后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補注：楊惲（？—前54） 字子幼，西漢華陰（今屬陜西）人。宣帝時封平通侯，遷中郎將，后被免為庶人，又因怨望被處死。事跡附見《漢書·楊敞傳》。《漢書·司馬遷傳》載：“遷既死后，其書稍出。 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于世。司馬遷的《史記》有正本和副本兩種,從《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所謂副本存于漢廷天祿閣或石渠閣。朝廷和諸儒所見之《史記》,即副本。東漢王棄在引用《史記》文章時,未注明《史記》出處,有人因此猜測可能《史記》當時副本又錄副本,東漢時洛陽書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馬遷手書副本可能毀于王莽之亂。

現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黃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認為善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校勘本《史記》，便于閱讀，所據底本為金陵書局刻本。

補《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略于先秦，詳于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占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的緣故。

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記事件，使之綱舉而目張，以簡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觀覽、檢索。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后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于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咤風云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注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余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劉向,向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于哀平間,尤名《史記》”。后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史記》以后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并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說武帝讀《史記》后，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評朝廷,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范圍限制于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后漢書·楊終傳》云,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余萬言”。被刪后僅十余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后即失傳,以后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補注：許多人認為褚少孫是《史記》的主要續補者,但是他到底補缺多少,各人說法不一。張晏認為褚少孫續補四篇。但姚振寧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孫續補。有的人認為《傅勒列傳》文章,格調酷似司馬遷,褚少孫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于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這部體大思精的史書的貢獻和特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開創了“紀傳體”體例。何謂紀傳體呢？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歷史人物是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是紛紜復雜的。怎樣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種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書里呢？司馬遷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結構。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言行和政跡；“表”按年代譜列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書”記錄了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載述諸侯國的興衰和杰出人物的業績；“列傳”記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系。

（二）《史記》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它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時期，記載了我國近三千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貫通古今、內容廣博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在《史記》中，司馬遷第一個為經濟史作傳：《平準書》、《貨殖列傳》；司馬遷又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他還第一個為卑微者列傳：《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等。《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由于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靈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系，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家所采用，影響十分深遠。

（三）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于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但對于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于世。《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線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司馬遷是反天命的。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注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家、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時也有《陳涉世家》。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產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由于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四）《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游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于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我國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記》在我國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后。它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于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于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后，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于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 補:司馬貞，字子正，唐河內（今沁陽）人。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號“小司馬”。司馬貞以《史記》舊注音義年遠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骃《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注》、唐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家的注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間己見，撰成對后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并重，注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與南朝時期的宋國裴骃的《史記集解》、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后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家之上。” ）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集解》兼采當時裴骃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茍。《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并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辟。《正義》的作者長于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辟。讀《史記》原文，同時注意看一看這三家注，對原書會有更進一

史記里寫到哪些人物？

有黃帝、禹、秦始皇、項羽、呂雉等。

1、黃帝

黃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古華夏部落聯盟首領，中國遠古時代華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被尊為中華“人文初祖”。

據說他是少典與附寶之子，本姓公孫，后改姬姓，故稱姬軒轅。居軒轅之丘，號軒轅氏，建都于有熊，亦稱有熊氏。也有人稱之為“帝鴻氏”。

《史記》中載黃帝因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以統一華夏部落與征服東夷、九黎族而統一中華的偉績載入史冊。黃帝在位期間，播百谷草木，大力發展生產，始制衣冠、建舟車、制音律、創醫學等。

2、禹

禹，姓姒，名文命（也有禹便是名的說法），字（高）密。史稱大禹、帝禹，為夏后氏首領、夏朝開國君王。

禹是黃帝的玄孫、顓頊的孫子。其父名鯀，被帝堯封于崇，為伯爵，世稱“崇伯鯀”或“崇伯”，其母為有莘氏之女脩己。

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稱他為夏禹。他是中國古代傳說時代與堯、舜齊名的賢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績，就是歷來被傳頌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劃定中國版圖為九州。后人稱他為大禹。

3、秦始皇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政，嬴姓，秦氏或趙氏，名政，又名趙正（政）、秦政，或稱祖龍，秦莊襄王之子。

秦始皇是出生于趙國都城邯鄲（今邯鄲），并在此度過了少年時期。前247年，13歲時即王位。

前238年，22歲時，在故都雍城舉行了國君成人加冕儀式，開始“親理朝政”，除掉呂不韋、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繚。

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39歲時完成了統一中國大業，建立起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強大國家——秦朝，并奠定中國本土的疆域。

秦始皇認為自己的功勞勝過之前的三皇五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的稱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所以自稱“始皇帝”。

同時在中央實行三公九卿，管理國家大事。地方上廢除分封制，代以郡縣制，同時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對外北擊匈奴，南征百越，修筑萬里長城，修筑靈渠，溝通水系。

但是到了后期，求仙夢想長生，苛政虐民，扼殺民智，動搖了秦朝統治的根基，前210年，秦始皇東巡途中駕崩于邢臺沙丘。

4、項羽

項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名籍，字羽，泗水下相（今江蘇宿遷市區）人。秦末農民起義領袖，杰出軍事家，楚國名將項燕之孫。

勇猛好武，早年跟隨叔父項梁在吳中起義反秦。項梁陣亡后，率軍渡河援救趙王歇。巨鹿之戰，擊破章邯和王離領導的秦軍主力，領軍滅亡秦國。

自稱西楚霸王，定都于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大封滅秦功臣將領，擁立六國貴族后代為王。漢王劉邦從漢中出兵，掀起歷時四年的楚漢之爭。

項羽在正面戰場屢破劉邦。彭越不斷后方破壞楚軍補給。韓信統一了黃河以北，揮師南下。項羽剛愎自用，猜疑亞父范增，終為劉邦所敗。

公元前202年，項羽退守垓下（今安徽靈璧縣），突圍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最后霸王別姬，自刎于烏江旁。

5、呂雉

呂雉（公元前241年－公元前180年8月18日），字娥姁（xū），通稱呂后，或稱漢高后、呂太后等等。碭郡單父縣（今山東菏澤市單縣）人。

呂雉是漢高祖劉邦（前202年—前195年在位）的皇后，高祖死后，被尊為皇太后（前195年—前180年），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

同時呂雉也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皇帝制度之后，第一個臨朝稱制的女性，被司馬遷列入記錄帝王政事的本紀，后來班固作漢書仍然沿用。她開啟了漢代外戚專權的先河。

呂雉統治期間實行黃老之術與民休息的政策，廢除挾書律，下令鼓勵民間藏書、獻書，恢復舊典。為后來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司馬遷在《史記·呂太后本紀》中對她的評價是“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給予呂后施政極大的肯定。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五帝本紀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夏本紀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秦始皇本紀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項羽本紀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呂太后本紀

史記中的人物有哪些20個以上

黃帝，堯，舜，大禹，秦始皇，李斯，趙高，秦二世，公子扶蘇，蒙恬，蒙毅，白起，王翦，廉頗 ，藺相如，劉邦，呂后，韓信，蕭何，張良，李廣，衛青，霍去病，漢武帝，衛子夫，司馬相如，夠二十個沒有

誰能告訴我史記的作者以及他的生平嗎？謝謝

作者是司馬遷。

司馬遷（約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6歲終。字子長，我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龍門人。夏陽（今陜西韓城南），縣名，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司馬遷生卒年代，史無明文。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認為司馬遷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于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56歲。據說司馬遷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復了祖傳的史官恒業。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里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游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余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后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盡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于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于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于李陵后面沒救兵，而且教單于部下制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于于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后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么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愿，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茍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后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

[編輯本段]生平

生平簡介

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

十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里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游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余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本應從行，但病死在洛陽。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志，趕到泰山，參加封禪，隨后沿著東海，繞道長城塞外回到長安。 ?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盡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于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在單于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于李陵后面沒救兵，而且教單于部下制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于于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后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么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愿，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茍且偷生，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太始元年（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后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為太史令后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并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并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并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于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并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游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并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并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于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編輯本段]祠墓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韓城市南10公里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始建于西晉永嘉4年。1982年2月，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位。司馬遷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頂端，依崖就勢，層遞而上。登其巔，可東望滔滔黃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觀芝水長流，可謂山環水抱，氣象萬千。壯觀的自然形式和秀麗的風光，映襯出司馬遷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的業績。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東北方豎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書“漢太史司馬祠”六個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經太公廟至岔道口，坡南有平臺之地，建有新遷的元代建筑“禹王廟”、“彰耀寺”、“三圣廟”等，現已辟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書“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馬遷德高如山，世人至為敬仰，從此迤邐而上，牌坊上書“河山之陽”四字，語出《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走完99級臺階登道就進入了祠院，祠院大門上書 “太史祠”寢宮，古柏參天，環境幽靜，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臨仙境。

[編輯本段]憶古思今

中國歷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歷史內容豐富多彩，歷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歷史。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面對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究竟怎樣去了解它、認識它并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啟迪與鼓舞？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確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的。依我的膚淺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認識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其次是著眼于從歷史中獲得思想上的啟示。這種啟示，一是可以通過對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的認識而獲得，一是可以從歷代史學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評論中去發掘。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而對于后一個方面我們似乎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后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后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贊嘆它、研究它的人不絕于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于這樣一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卷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臺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么樣的重要啟示呢？對于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范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于他那個領域或視角范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盡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么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么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系？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系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于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鑒，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系和區別：因有聯系，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么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采、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系，視為符合于“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后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沖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對過往歷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于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么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涌澎湃沖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并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后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于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于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并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馬遷的《史記》一書，留給后人許多啟示；這些啟示大多同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是《史記》之所以受到后人傳誦、崇敬的主要原因。這里所舉出的三個方面的啟示，著重于人們為什么要重視歷史、認識歷史、記住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史演進的法則何在，在歷史演進中人應當有什么作為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司馬遷時代，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就是在當今，也仍然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總起來說，任何時代的人們，在認識與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上，在對待史學與社會及人生的關系上，都可以從《史記》中得到必要的啟示。

[編輯本段]補充資料

補注1：司馬遷出生年份的爭論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所依據的是唐代張守節《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42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則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國維，梁啟超等主此說。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依據晉代張華《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28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也就是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升為太史令，年28歲，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應為司馬遷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說。一般采用前說。

持“建元六年說”者，千方百計證明《博物志》是對的，而認為張守節《正義》的記載是錯誤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博物志》該條所錄的是漢代記籍簿，它記載著司馬遷的姓名、年齡、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祿等等。如此詳細而真切，是錄自漢代文書，其真實無疑。這是一種原始材料，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史書中的材料。其二，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有一句話：“今仆不幸早失二親。”如按《正義》所言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馬談死時，司馬遷應是36歲。按常理，36歲死去父母說不上“早失二親”。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馬遷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歲父死，說早失父母尚說得過去。其三，司馬遷《報任安書》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這一年應是55歲，他做郎中是在20歲左右邀游各地回來后的事，那么，他應該說待罪輦轂下30余年了。顯然，司馬遷不會連自己做過的事都記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說。

持“景帝中元五年說”者除依據張守節的《正義》外，還提出以下幾個問題或論據。其一，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認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應是“三十八”之誤。《正義》注稱太初五年，司馬遷“處四十二”是正確的。其二，根據〈史記?游俠列傳〉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將各地毫強和資財三百萬緡以上的富戶遷往茂陵，郭解財產不多，也被強行遷徙，司馬遷也見到郭解，他說：“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若司馬遷生于建元六年，當時年僅九歲，決不可能對人有如此深刻的觀察和心理活動。如果按司馬遷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齡為十九歲，似更合適。其三，根據《漢書?儒林傳》，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學習古文，然據《史記?孔子世家》和《資治通鑒》，孔安國在元朔二年為博士，元朔二年司馬遷年方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學向一個經學大師求教和商量問題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較合理。司馬遷生平經歷的爭議很多，出生年代是爭論最多的。

司馬遷擔任的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漢武帝設立的，也是他削弱丞相權力的權謀。太史公具體職權不同于西漢漢宣帝以后到東漢時期的太史令。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后，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書》記載：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他的女兒是漢昭帝丞相楊敞夫人，《漢舊儀》、《西京雜記》等記載直到漢宣帝時候，太史公這個職務才不再由司馬遷子孫擔任，所以也有認為司馬遷沒有被漢武帝判處宮刑，漢武帝這樣迷信的皇帝不會把自己為崇天敬神設立的太史公下蠶室。很多史料也記載李陵只是司馬遷薦舉任職，而司馬遷可能在李陵投降匈奴以前就去世了。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期擔任太史公兼中書令，去世后他的子孫依然以世官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廢除太史公，降為太史令，取消了司馬氏世官太史的地位。

西漢的漢文帝時已經廢除了肉刑、相坐的刑法，司馬遷不論是因為替李陵辯解（并非詛咒貳師將軍），還是因為薦舉了李陵而獲罪，都不會被問死罪，而所謂漢景帝本紀言辭的問題也不存在，在當時史官是獨立于皇帝的，皇帝無權察看史官的記載，司馬遷記載的漢朝很多惡行實錄，都是在這種中國古代的史官特權下得以保存下來，直到東漢時期皇帝才開始干預史官記載，設置蘭臺令史負責史書，不再讓太史負責記載歷史。漢武帝對太史是非常尊敬的，不僅提升為太史公，而且由司馬氏作為世官世襲，司馬談、司馬遷，以及司馬遷子孫一直擔任太史公，直到漢宣帝時期。

補注2：司馬遷出生地的爭論

《太史公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此龍門在何處，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說在今陜西韓城，一說在今山西河津縣。

最早持陜西韓城說者是唐代的張守節，他在《史記》“正義”中說：龍門山在夏陽縣(今韓城)。同時，韓城鬼東鄉徐村住有馮、同二姓，均自認為是太史公后裔。他們自稱，原本為司馬姓氏，因為司馬遷受宮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馬的“司”字左邊加一豎，成為“同”字；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成為“馮”字，并列陜西韓城芝川鎮司馬遷廟為佐證。

持山西河津縣說者認為，自古以來，龍門(包括龍門山、禹門口)都記載在山西河津縣。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出禹門口，急轉彎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馬遷所說的“耕牧河山之陽”的地方。據悉此處曾有“漢太史司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興修水利時被毀之。而且現在該村仍有司馬姓氏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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