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對于白居易為什么叫白太傅和白居易為何稱白太傅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編來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下面一起來看看吧！

白居易的代稱

白居易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曾官太子少傅,又稱白太傅。

白居易又稱詩魔，風格寫實

白園安葬著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又稱白冢,墓前石碑刻“唐少傅白公墓”六字

白居易雅號

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又曾官任太子少傅，后人因稱白香山、白太傅，詩有《長恨歌》、《買花》、《琵琶行并序》、《錢塘湖春行》

白天樂是誰

白樂天即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曾宮太子少傅，又稱白太傅。

能不能介紹一下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稱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后遷下硅(陜西渭南縣)，他出身于一個小官僚家庭，世敦儒業，祖、父皆以明經出身。 白居易的青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由于戰亂，他十一歲時就離家避難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凍餒并至"，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鄰郡邑"。貧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這對他的詩歌創作差不多一開始就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有著重大的作用。 白居易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儒、釋、道三家雜糅的色彩，但主導思想則是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他說："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又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與元九書》)可見這一思想不僅支配了他的政治態度，同時也支配了他的創作方向。他的一生，大體上即可依此分為前后兩期，而以四十四歲貶江州司馬為分界線。 (一)前期--即從入仕到貶江州司馬以前。這是白居易"志在兼濟"的時期。這一時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說是一帆風順。二十九歲，一舉成進士，三十二歲又以"拔萃"登科，為校書郎，三十五歲復應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以第四等入選，由校書郎為幸至尉，不久入為翰林學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遺。所以詩人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 社會現實和個人聞見，既使詩人深感有"為民請命"的必要，而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覺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濟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導地位："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新制布裘》)為了實現這種宏愿，他非常積極、勇敢，也不怕犧牲自己："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折劍頭》)"正色摧強御，剛腸嫉喔咿。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這不僅是他的政治態度，也是他的創作態度。當校書郎秩滿時，他"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寫成《策林》七十五篇，針對當時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見。他指出人民的貧困是由于"官吏之縱欲"、"君上之不能節儉"、"財產不均，貧富相并"。他要求統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欲為欲"。為了了解人民的"心"，他建議統治者"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遺期間，他一方面利用諫官的職位，"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詩歌的特點來配合斗爭，凡"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秦中吟》和《新樂府》等諷諭詩便是這時寫出的。這些詩象連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現實，幾乎刺痛了所有權豪們的心，使得他們"變色"、"扼腕"、"切齒"。然而詩人卻是"不懼權豪怒"! 元和十年(815)，盜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認為是書籍以來未有的"國辱"，首先上書請捕賊，權貴們怒其越職奏事(白居易時為贊善大夫)，造謠中傷，遂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得罪的原因還是在于那些諷諭詩，所以他自己說："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 (二)后期--即自貶江州到死。這是他"獨善其身"的時期。江州之貶是對詩人一個沉重的打擊，"換盡舊心腸"，詩人雖未免言之過分，但比之前期確有了顯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馬期間，他還有某些激情，寫出《琵琶行》和《與元九書》，唱出"不分氣從歌里發，無明心向酒邊生"這樣的詩句。但已轉向消極。隨著政治環境的日益險惡，在前期還只是偶一浮現的佛、道思想，這時也就逐漸滋長。他糅合儒家的"樂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來作為"明哲保身"的法寶。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他緘默了，不敢再過問政治了："世間盡不關吾事"、"世事從今口不言"，他認為"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為了避免牛李黨爭之禍，他為自己安排下一條"中隱"的道路。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為隱。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蘇州刺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在洛陽度過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復似處"的生活。所以劉禹錫稱道他說："吏隱情兼遂，儒玄道兩全。"其實是可悲的。在這種消極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詩歌也喪失了它的戰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閑適詩"、"感傷詩"代替了前期的"諷諭詩"。 但也應指出：白居易的消極畢竟不同于王維的"萬事不關心"。他的兼濟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觸怒權貴們的情況下還是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時的筑堤浚井。人民對他也很有好感："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劉禹錫《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陽也時常想到人民："心中為念農桑苦，耳里如聞饑凍聲。"(《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只是老百姓"饑凍"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會昌六年八月，詩人病死在洛陽，葬洛陽龍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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