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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城隨筆】《水經緯》之三十二：《諸水出入響回瀾》

吊祭惟見生芻，隱絕亦留行痕；明哲保身誓不仕，半隱濟世善獨身；執言禍世出桀紂，旁門有道亦右途;三蓬之下有冤魂，言而后死亡謀臣；河流騰涌入江海，諸水出入響回瀾。

《水經注》說：“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山海經》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也。”秦置南野縣，野一作埜或壄，治今江西省南康市西南章水南岸，兩漢屬豫章郡，西晉屬南康郡，隋廢入南康縣。至于南康縣，西晉以南安縣改置，屬南康郡，治所在今江西省南康縣西南一里，后遷今南康縣。至于豫章，西漢初期建豫章郡，治南昌縣，隋罷置洪州，又改南昌縣為豫章縣，“豫章”單指南昌一縣，唐改鐘陵縣，“豫章”遂成南昌之別稱。至于贛縣，西漢時置，屬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省贛州市西南蟠龍鎮。至于聶都山，在今江西省崇義縣西南，《明一統志》說：“在（南安）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相傳昔有聶姓者開都以居民，故名，其山出礬。”至于崇義縣，明正德十二年，即1517年由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析置，屬南安府。治所即今江西崇義縣。至于彭澤，即今鄱陽湖，在江西省北部，又名彭湖、彭蠡，漢代始置縣，在今江西北部。

《水經注》說：“贛水又北歷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南塘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北通東湖。《輿地紀勝》說：“（東湖）在郡東南，周五里。后漢永平中，太守張躬筑塘，謂之南塘。”至于孺子宅，《水經注疏》說：“守敬按：《環宇記》云，徐孺子宅在洪州東北三聯單里。《洞仙傳》孺子少有高節，追美梅福之德，仍于福宅東立宅。孺子臺在州東南二里。《輿地志》，臺在東湖小洲上，郡守陳蕃所立。南唐徐廙續《豫章志》以孺子宅在州東北，陳蕃為遷于南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是酈氏就后遷之宅言也。在今南昌府治之南湖。”至于孺子，乃東漢名士徐稚之字，豫章南昌縣，即今江西南昌人，屢拒朝廷征召，終生不仕。《水經注》說：“太原郭林宗有母憂，稚往吊之，置生芻于廬前而去。眾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生芻亦謂“生蒭 ”，即鮮草，此處指吊祭的禮物，唐代楊炯作《瀘州都督王湛神道碑》也說：“生芻一束，泣血三年，不逾圣人之禮，能行大夫之孝。”

《后漢紀校注》說：“（郭泰）高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茍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郭泰乃太原郡介休縣，也就是今山西介休人 ，字林宗，東漢名士，介休三賢之一。《后漢書·郭符許列傳》說：“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并不應。”黃瓊乃江夏郡安陸縣，即今湖北安陸人，東漢名臣，官至司空、太仆、司徒、太尉，遍歷三公。 無獨有偶，《后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又說：“稺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稺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稺乃徐稚，二字同通，故《文簡集·卷三十八》說：“徐子高士，居貧食力。貞介益固，明哲允迪。君子道喪，群邪煽兇。我懷其人，冥冥飛鴻。”

《后漢書·郭符許列傳》說：“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建寧乃東漢靈帝劉宏的年號，即168年。陳蕃是汝南平輿，即今河南省平輿人，東漢名臣，與竇武、劉淑合稱三君。漢靈帝即位之后，陳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共同謀劃翦除宦官，事敗而死。故郭泰在野地里痛哭，忠貞之人遇害，國家就像花草樹木凋謝、枯萎。郭泰還借先秦詩歌《正月》說：“見烏鴉將止息，不知道要飛落誰家屋檐頭？”169年，郭泰死于家中，時年四十二歲，《后漢書·郭符許列傳》又說：“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郭泰曾被太常趙典舉為有道，即有學問有道德的人，也是漢代舉士科目之一，所以后世稱其為“郭有道”。郭泰去世之后，四方之士千余為其送葬，東漢書法家、蔡文姬之父蔡邕為逝者撰寫碑文，且評價甚高。《后漢書·郭符許列傳》則又說：“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核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核論”即“覈論”，也就是言論深刻也忠實，故唐代李賢注：“覈，猶實也。”只是郭泰針對危言“不為核論”，《漢書·賈捐之傳》說：“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 顏師古注：“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 如此以來，郭泰“不為核論”就有避危言而自保之嫌。所以《后漢紀校注》又說：“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晉代袁宏作《后漢紀校注》，記述的是東漢大將軍掾韓卓之語，僅從“規矩”二字可見端倪。所以《后漢書·郭符許列傳》論曰：“（郭泰）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

只是《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七》說：“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太學諸生三萬余人最推崇郭泰和太學生首領、黨錮之禍受害者賈彪，對名士李膺、陳蕃、王暢也褒揚有加，且言李為天下楷模、陳不畏強權、王為天下俊秀。于是，爭相褒貶相互推崇，自公卿以下沒有一個不畏懼貶議的，往往鞋子沒穿好就互相登門造訪。《中國史稿》說：“東漢后期，封建統治階級越來越腐敗，農民起義的浪潮此伏彼起，官僚和知識分子中間，也對當權的統治者不斷地發出抗議，形成一種社會輿論，叫做‘清議’。”依據《資治通鑒》之言，郭泰并非緘默或避核論危言以求自保，游太學參與清議必有言行，所以太學生們頌李褒陳、王，引起公卿以下朝臣相互勾結、攀比以求贊語成風，其影響之巨令人啼笑皆非。所以金代劉祁作《歸潛志》說：“朝政混亂，士風激厲，以敢為敢言相尚，故袁安、李固、陳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張儉之徒議于野，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懼。”

《后漢書》所載與《資治通鑒》之述顯然矛盾，只是郭泰一味地“不為危言核論”，那“徒議于野”又何以“使亂臣賊子有所畏懼”呢？有論者說，郭泰不仕不隱，可其具有濟世情懷。所以翦伯贊作《中國史綱》說：“反宦官政治斗爭先鋒的知識青年（即太學生），其領導之一就是郭泰，在政治斗爭中積極表現，他一方面與諸人在太學中進行政治斗爭組織、宣傳，另一方面又從社會上吸引小所有者的子弟進入太學，以擴大自己的陣容。”《后漢書·郭符許列傳》就說：“（郭泰）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資治通鑒·漢紀四十八》又說：“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司馬光議論郭泰不避諱其明哲保身的處世之態，且還贊揚亦不出仕而隱居治學的申屠蟠為識時務者，其回頭時間之快足見其遠見卓識，且常人所不能及！而郭泰、申屠蟠言遜而求自保也事出有因，東漢黨錮之禍致使政治昏暗、朝綱紊亂，直言者不只“身被淫刑”，還“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豈能不避之求生乎？所以《論語·憲問》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余作文隨文脈而引用史料，不免有時間上的沖突或顛倒，可細究郭泰之生存軌跡，其出世與入世之變必有前后之分。郭泰早年師從東漢大儒屈伯彥，博通墳籍，必定影響其處世思想，可黨錮之禍致使士人遭戕，不得不改弦更轍。所以《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說：“與黨人亂中求治相對的是，郭泰一類亂中自保之人，為了保身而避談國事，如此行為選擇的背后是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價值準則。”

《全晉文·卷二十》說：“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棲，確爾特立，貞一足以制群動，純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所以《水經注》說：“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閎誰為先后？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于徐稚，杰出薄域，故宜為先。桓帝備禮征之，不至。”較之于郭泰，徐稚是個絕對的隱者。《朱子語類》說：“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朱熹站在學術角度評價徐稚，是否公正此處不議，可孺子乃東漢大儒不虛。有論者說：“與其說道家淵源于黃、老，或老、莊思想，毋寧說道家淵源于隱士思想，繼而演變為老、莊或黃、老思想更為恰當。”只是隱士不過形成一種文化，而道家自老莊之后逐漸成就一種完整的思想體系。如此以來，東漢時期的隱士能踐其行，道家思想的動力要大一些。儒與道有隙，卻也相融相倚。只是徐稚始終以隱者自居，背離儒家入世之道，較之于不仕不隱的郭泰來說，至少令圣人失望。圣人之道，尤其是自董仲舒之論盛行之后，再有《白虎通》成為行為規則，固然有可棄可撻之處，可棄儒從道，站在治國安邦平天下的角度來說就不可取了。“達則兼善天下”出自《孟子·盡心章句上》，與《太史公自序》所言之“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契合，也是儒家所倡導的處世之道，郭泰避世而不棄世恰合圣人之道，如此說來其可贊矣！只是行文至此當重提司馬光之語，《資治通鑒·漢紀四十八》說：“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天下有道與無道可言人禍而非天咎，入世與出世卻不為人所愿，故漢代劉向作《列女傳·魯公乘姒》說：“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如此以來，徐稚所為亦不當出不遜之言矣！

《水經注》說：“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清潭遠漲，綠波凝凈，而會注于江川。”

《水經注》說：浙江又東逕余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為縣。只是《水經注疏》說：“守敬按：秦縣屬會稽郡，漢因，后漢屬吳郡，吳屬吳興郡，晉、宋、齊、梁因。據下陳渾事，新縣指渾移筑之南城言，故縣即今縣治，在苕溪北。新縣在苕溪南，則是苕溪逕故縣南，新縣北也。《注》以為浙江，誤。”苕溪系水名，有二源：出浙江天目山之南者為東苕，出天目山之北者為西苕，兩溪合流，由小梅、大淺兩湖口注入太湖，夾岸多苕，秋后花飄水上猶如飛雪，故名。酈氏與楊氏所處年代有異，《水經注疏》勘誤當有實據，所以依守敬說。至于新縣，《水經注疏》則說：“守敬按：《史記·始皇本紀·集解》引顧夷曰，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御覽》一百七十引《吳興記》，始皇三十七年，將上會稽，涂出此，因立為縣。”至于新縣之名古來存有爭議，《水經注》又說：“王莽之淮睦也。”只是《水經注疏》說：“何焯曰：進，宋本《漢書》作淮，俗本誤。全云：義門之言是也。《梁書》，劉神茂反侯景，拒謝答仁于下淮。《陳書》，留異出下淮抗御沈恪，皆其地，改作淮。趙戴改淮。會貞按：《方輿紀要》，下淮在桐廬縣東五十里，與富陽接境，非余杭縣地。守敬按：殘宋本、明朱本并作晉睦，晉、進音同，究難定為孰是。”依《水經注疏》勘校之說本進睦縣，有史料說：“新王莽始建國元年，即9年，改余杭縣為進睦縣，故治在今杭州市余杭區余杭鎮，東漢建武元年，即25年復名余杭，屬吳郡。”

《水經注》又說：“縣南有三碑，是顧揚、范甯等碑。”酈氏所言之“縣”，依然本其說為新縣耳。《水經注疏》又說：“守敬按：《書鈔》一百二十九引《晉中興書》，言顧揚為馀杭令。”至于范甯，即范寧，南陽順陽，即今河南淅川縣李官橋鎮人，東晉經學家，徐兗二州刺史范汪之子，范曄之祖父。唐朝貞觀二十一年，即647年，范甯始從祀于孔廟。《清史稿·志五十九》說：“鄭眾、盧植、服虔、范甯守一家言。”鄭眾、盧植、服虔都是東漢經學家，唐宋時期，鄭、盧二人就配享孔子、從祀孔廟。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皇帝下詔追封孔子五代王爵，分別為肇圣、裕圣、詒圣、昌圣和啟圣，且更啟圣祠為崇圣，肇圣位中，其余分左右和次左、次右，配饗從祀如故。雍正二年，皇帝以奉神主祭獻的禮儀于神廟祭祀諸位賢人，有廢除的有恢復的，過去缺少的應加上，至于誰應當配享崇圣的祭祀禮儀讓朝臣們查核商議。皇帝認為范甯等人守一家言，其他諸儒是否符合條件應當再議，最終確定恢復祭祀的人有六位，范是其中之一。

《晉書·卷七十五》說：“溫薨之后，始解褐為余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風化大行。”溫者乃桓溫，東晉權臣，官至大司馬。范汪曾任東陽太守，故稱范東陽，范甯之父，東晉大儒，與桓溫有過節，后世不得志。桓溫死后，范甯方去布衣為余杭令。《后漢書·張曹鄭列傳》又說：“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于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并專以鄭氏家法云。” 鄭玄乃東漢經學大師，治學以古文經學為主，兼采今文經學，遍注儒家經典。《晉書·卷七十五》又說：“中書郎范寧，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王姓，東晉宰相，范甯的外甥，直諫罷黜之，舅甥遂結怨。王國寶與東晉宗室、權臣司馬道子合謀讒間毀謗，范甯由中書郎改任豫章太守。范曄追述祖父，言其慕鄭玄治學嚴謹，學識淵博，連仲尼之門徒都不可及，亦贊范甯承先哲之學風，研究、傳授先儒經訓也孜孜不倦。《晉書·卷七十五》又說：“初，寧以《春秋谷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谷梁傳》其名有“谷”、“榖”，后世以前者為恰，意為百谷之合稱，又稱之為《谷梁春秋》、《春秋谷梁傳》，系戰國谷梁赤撰寫的儒家經典，至于《晉書》所言之《春秋谷梁氏》亦通順。《谷梁傳》與《左傳》、《公羊傳》同為解說《春秋》的三傳之一。起初，《谷梁傳》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方成書。古來先哲對史籍注、疏、集解或正義或索隱，皆為注釋或考證以求完美，所以范甯作《春秋谷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勛又作《春秋谷梁傳疏》，清朝鐘文烝又做《谷梁補注》。《春秋谷梁傳序》說：“（孔子）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于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范甯為《春秋谷梁傳》作序，述圣人作春秋之由，卻亦贊其為師者之師，所以雍正皇帝贊范“守一家言”。

《晉書·卷七十五》又說：“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王弼乃山陽高平，即今山東省微山縣人，魏晉玄學代表人物及創始人之一。何晏系南陽郡宛縣，即今河南南陽人，三國時期曹魏大臣、玄學家。范甯認為魏晉玄學之興起，致使時人以清談為尚、視玄理為宗，儒學日漸頹廢，王弼和何晏就是罪魁禍首。所以范甯著《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且直書立言：“《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所以雍正將鄭眾、盧植和服虔置于一處并談，且定為一論。范甯還言王弼、何晏之罪絕于桀紂，理由是二人貪圖浮譽，憑借富貴人家的傲慢與荒誕，畫魑魅以為機巧，煽動世人以不拘禮法為習俗。如此以來，王、何二人就罪孽深重。范甯則又說：“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鄭聲乃鄭樂，樂自然是禮樂，至于“利口之覆”，無異于殷敗周衰，所以君子讀《春秋》必沒身不殆哉！

陳壽作《三國志·王毋丘諸葛鄧鐘傳》說：“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余卒。”王弼少時好老子，卻非范甯所言其視圣人之道為糞土，《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說：“圣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王弼評孔子與圣人之別，尚未及弱冠之年，有人問無是萬事萬物之源，圣人卻不說，而為什么老子講個沒完，其言圣人知道無難解釋才不說，而老子沒體味到有的境界才無休止地說無。如此以來，王弼就不是一個絕對反儒者，且將孔子置于老子之上，可見拙見不虛。《四庫全書總目》說：“《易》本卜筮之書，故末派浸流于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紀曉嵐等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絕不會虛言，其所言之“漢儒”乃沉迷于讖緯之道而將儒學異化的儒生們，王弼趁后漢時期儒學頹廢之機“自標新學”而攻之，亦是反范甯之說!讖緯之學是兩漢時期將經學神學化的一種儒家學說，以古代河圖、洛書神話、陰陽五行學說，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之說作為理論依據，將自然界的偶然現象神秘化。自漢哀帝、平帝至東漢時期，出于官方極力倡導，再是儒生們隨聲附和，讖緯之說遂盛行于世，繼而成為官方學說。《彖辭》說：“大哉乾元，萬象資始，乃統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無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易·說卦傳》說：“乾，天也。”乾為天，剛健中正，象征龍，即德才兩全的君子，又象征純粹的陽和健，表明興盛強健。乾卦依據萬物變通之理，以元、亨、利、貞為卦辭，示吉祥如意，教導人遵守天道的德行。所以王弼之說大講有形與無形之間的關聯，且強調以剛健之德性統率其形體方能居萬物之首。王弼以抽象思維和義理分析擯棄象數之學與讖緯之說，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贊其立新說排擊漢儒。有論者說：“王弼拋棄兩漢‘天’主宰萬物的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借用老子的‘道’與萬物管轄的體用式的思維方式，為儒學重構了貴‘無’論的形而上思想體系；借用‘無為’的理念，提出使儒家核心價值觀念發揮其正常及對打效用的方法；準確把握老子思想的精髓之后，重新理解了儒家經典《周易》，其目的是借用道家思想為儒學張目，也就是援道入儒。”

至于何晏，《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五》說：“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后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此亦為范甯之言，且依然將王弼與何晏并論，其言王、何二人“棄典文，不遵禮度”自當提及魏晉玄學。魏晉時期注重《老子》、《莊子》和《周易》，所以稱之為“三玄”，而《老子》、《莊子》被視為“玄宗”。魏晉玄學的興起不棄王弼、何晏，也不能忽視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任何一種社會思潮之興起都有深厚的社會背景和動因，王弼之徒援道入儒只是一種手段，而醉心于清談、不拘禮節的嵇康之徒恰是其冠以“名教與自然”的理由，可其終極目的是以變通之法挽救頹廢的儒學。王弼壽短，何晏也死于太傅司馬懿的刀下，至于奏響廣陵絕響的嵇康更沒逃過司馬家族之手。范甯批王、何自有己見，此處不贅述，卻不能不言其論之謬也。只是不能不再用魯迅先生之語，其作《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說：“表面毀壞禮教的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魯迅先生評嵇康、阮籍之徒其出發點與范甯之說南轅北轍，而余評說必不棄苕溪，且瞻前顧后，去異說而力存正解，儒脈曲折，當用中庸之道度之，“叩其兩端而竭焉”豈不善哉？

《水經注》說：“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此處之“浙江”系古水名，也就是今錢塘江。《水經注疏》也說：“趙云：按《史記·索隱》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唐。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淛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會貞按：《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海內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是漸江，《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制、折古字通。《莊子》之淛河，乃浙江之異文。《史記·秦始皇、項羽本紀》并作浙江，與《山海經》同。”三天子都即今安徽黃山山脈之古名，西起祁門、黟縣，以黃山市區為中心，東連歙縣、績溪等地，橫亙在皖南山地的中樞，是長江下游與錢塘江的分水嶺。至于文種所葬之地，《水經注疏》說：“守敬按：文種葬種山，一作重山。”《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也說：“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三蓬下。”張宗祥校注：“《漢書·賈山傳》‘曾不得蓬顆蔽冢而托葬焉’注引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此言葬之茍簡也。”越國大夫文種死前留有遺言：“后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后世。”三蓬釋義為猶言數抔土，亦合張氏之勘校、注解。只是僅憑“鈞足羨”三個字可知，越王勾踐沒有草率又簡略地葬文種，何況，其還動用了樓船卒二千，那三蓬也就不是小小的三抔黃土。《輿地紀勝》則說：“（臥龍山）府治據其東麓，越大夫種所葬處。”臥龍山即今浙江紹興市城區西隅府山，清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1688年更名為興隆山。《吳越春秋》則又說：“越王葬種于國之西山。”只是元代徐天祜注曰：“西山即臥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重山。” 《太平御覽》說：“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也。”南宋建炎五年，即1131年紹興始稱府，府署設于臥龍山麓，遂稱府山，又因位于城西，亦被稱為西山，至清代又改名。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于是勾踐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前496年，越王勾踐不聽范蠡勸阻執意發兵吳國，結果只能率殘兵退守會稽被吳軍圍困。文種獻策利誘吳國太宰嚭，吳王夫差信讒言，不聽從伍子胥滅越之諫言放虎歸山。文種亦名文仲，居春秋末期楚之郢，即今湖北省江陵附近，后定居越國，與范蠡聯袂助越王勾踐滅吳。只是《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范蠡功成身退，且勸說文種隨之。文種不聽范氏之言，可其稱病不朝。有人誣告文種欲作亂，越王勾踐遂賜劍令其自裁，其理由是滅吳之術用三余四不可留也。《越絕書》說文種伐吳有九術，《東周列國志》則與《史記》同言七術，后世作史多出入，可其獻術于越王滅吳不虛。《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出言之后身體力行，且以書信勸誡文種，理由是越王勾踐陰險狠毒像長頸鳥喙，可與其共患難，不可與其共樂。有人說文種自恃功高又貪戀權貴才死于非命，而司馬遷坦言其死唯緣于越王勾踐殘忍的背后是不惜冤殺功臣以維護王權。只是《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說：“太宰嚭遣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嘆曰：‘殺之，越與吳同命。’”嚭者乃吳國伯嚭，夫差任其為太宰，越滅吳之后為勾踐所殺。“吳”與“吾”本無通假之例，可有人說王先慎謂“吳”當為“吾”。王先慎乃湖南長沙人，清末官教諭，著有《韓非子集解》，其釋義倒也合乎情理。只是文種不像太宰嚭利益熏心禍亂吳國，深知兔死狗烹之理，卻依然一心事越，遂殺掉送信的使者，決心與越同命。所以《吳越春秋·勾踐伐吳》說：“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勾踐問大夫文種相國范蠡是個怎樣的人，其言仁、忠、信，且道出了范之憂。文種生年不詳，其死后七年孔子才離世，二人當置身于同時代。文種之言甚合儒家行為思想或道德規范，《禮記·樂記》就說：“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 鄭玄注：“五常，五行也。”鄭氏所言之“五常”即仁、義、禮、智、信，至于“五行”，乃金、木、水、火、土。鄭玄釋義“行”又說：“行者，順天行氣也。”不贅述鄭氏之論，再說文種之遺言，其曰“自章后世”未過其實。如此以來，文種之死也就有了新解。

只是有論者說：“趙曄在繼承《史記》的基本敘事框架下，對文種進行一番儒家化的改造，在其身上隱隱寄托了王道政治理想，這使得文種之死在君臣權力矛盾之外，多了王霸之道對立的意味。”《后漢書·儒林列傳》說：“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趙曄系東漢史學家，乃會稽山陰，即今浙江紹興人，作過縣吏不得志，遂棄官去蜀地拜杜撫為師學韓詩二十年，有《吳越春秋》傳世。杜撫乃犍為郡武陽，即今四川眉山彭山區人，師從東漢博士薛漢，《后漢書·儒林列傳》說：“后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余人。”至于《韓詩》，乃西漢儒生韓嬰為解《詩經》而作的《內外傳》，后成就韓詩學派，之于后世影響至深，且追隨者甚多。又有論者說：“而《吳越春秋》依傍正史，兼采異聞，有許多的演繹成分，雖有史料，然近乎小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吳越春秋》則說：“至于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圣三呼三應之類，尤近小說家言，然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雜記亦作雜紀，指正史以外的史料，包括記載異聞逸事等筆記。姚華作《論文后編·目錄上》說：“史傳之外，別有托傳，始東方朔；有行狀，始胡翰。碑志雜記，皆其遺裔也。”如此以來，趙曄作《吳越春秋》就是半真半假，只是《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種見書，稱病不朝。”“書”者乃范蠡給文種的書信，說出其該離開越國的理由卻未湊效。文種是不是真的貪戀權貴而與越同命，司馬遷沒說，趙曄作《吳越春秋》也沒有說，卻道明其不去當緣于與越王對話，言勾踐只知臣勇，而不知臣仁、忠、信。如此以來，當取《吳越春秋》之“真”，方能正解文種之死。《吳越春秋》就說：“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后死，昔子胥于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要是趙曄此處不虛，文種與越王勾踐的對話就不假，那“種遂自殺”也死得明白，否則，“葬之茍簡”的三蓬之欲又有何益哉？

《水經注》說：“浙江又東注于海。”

徐孺子和王戎是世說新語中年齡相同的人物嗎

徐孺子和王戎是世說新語中年齡不相同的人物。

選自《世說新語?雅量》

原文：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游。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王戎不動。

譯文：王戎七歲的時候，曾經和小朋友們一道玩耍。看見路邊有株李樹，結了很多李子，枝條都被壓斷了，那些小朋友都爭先恐后地跑去摘，只有王戎沒有動。

選自《世說新語?言語》

原文：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譯文：

徐孺子（徐稚）九歲的時候，曾在月光下玩耍，有人對他說：“如果月亮中沒有什么東西，是不是會更亮呢？“徐回答：“不對，這就像人眼中有瞳仁一樣，沒有它眼睛一定不會亮的。“

問題：王戎和徐孺子都是怎樣的孩子？

王戎小時候，觀察仔細，善于動腦筋，能根據有關現象進行推理判斷，文章最后講“取之信然”說明他的推理是正確的；徐孺子是一個聰明的小孩，他把人的眼睛和月亮做了比較，他不是正面回答提問者的問題，而是借助了某樣東西來告訴提問者他的回答。故此分析二人機智、聰明、善于觀察、善于思考。

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這背后有著怎樣的歷史典故呢？

陳蕃專為徐孺設下幾榻。

“徐孺下陳蕃之榻”是名篇《滕王閣序》的一句。由唐代著名詩人王勃所寫，原篇曾說：“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就是說物類的精華，是上天的珍寶，寶劍的光芒直沖上牛、斗二星的區間。人中有英杰，因大地有靈氣，陳蕃專為徐孺設下幾榻。

注釋：

物華天寶：地上的寶物煥發為天上的寶氣。

龍光射牛斗之墟：龍光，指寶劍的光輝。牛、斗，星宿名。墟、域，所在之處。據《晉書?張華傳》，晉初，牛、斗二星之間常有紫氣照射。

張華請教精通天象的雷煥，雷煥稱這是寶劍之精，上徹于天。張華命雷煥為豐城令尋劍，果然在豐城（今江西省豐城市，古屬豫章郡）牢獄的地下，掘地四丈，得一石匣，內有龍泉、太阿二劍。后這對寶劍入水化為雙龍。

杰：俊杰，豪杰。

靈：靈秀。

徐孺：徐孺子的省稱。徐孺子名稚，東漢豫章南昌人，當時隱士。據《后漢書?徐稚傳》，東漢名士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稚來訪時，才設一睡榻，徐稚去后又懸置起來。

擴展資料：

此陳蕃是指東漢名士陳蕃，陳蕃在京城洛陽犯言直諫得罪了權貴，從而被貶到豫章任太守。豫章住有一名名士——徐穉，字孺子，徐孺子“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有“南州高士”之譽。

但對朝廷的屢次起用，他都予以推辭，如拜其為太原太守，“不就”；朝廷“以安車、元鱺、備禮征之”，仍“不至”。

理由是他認為東漢王朝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陳蕃對這樣的名士非常敬重，一到豫章，連官衙都沒進，就率領僚屬直奔徐孺子家，“欲先看之”而后快。陳蕃仍不死心，想聘請他到府衙任功曹，徐孺子還是堅辭不就。

但由于出于對陳蕃的敬重，徐孺子答應經常造訪太守府。陳蕃也出于對徐孺子的敬重，專門為徐孺子做了一個床榻，平時掛在墻上。徐孺子來訪的時候，就把床榻放下來，兩個人惺惺相惜，秉燭夜談；徐孺子走了，就把榻懸于梁上。這就是“徐孺下陳蕃之榻”典故的由來。

徐孺子和王戎你更喜歡誰說說你的理由？

那就要看他們兩把一件事的意義放在什么位置來說了，誰點子說到位誰就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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