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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是什么朝代的詩人

1、是明朝的詩人。

2、人物簡介

宋濂（1310年11月4日 —1381年6月20日 ），初名壽，字景濂，號潛溪，別號龍門子、玄真遁叟、仙華生、元貞子、元貞道士、仙華道士、幅子男子、無念居士、白牛生、南山樵者、南宮散史、禁林散史，漢族，祖籍金華潛溪，至宋濂時遷居金華浦江（今浙江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啟、劉基并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章溢、劉基、葉琛并稱為“浙東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其為太史公、宋龍門。

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貧寒，但他聰敏好學，號稱“神童”。曾受業于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人。元末辭朝廷征命，修道著書。明初時受朱元璋禮聘，被尊為“五經”師，為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時朝廷禮儀多為其制定。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辭官還鄉，后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享年七十二歲。明武宗時追謚文憲，故稱“宋文憲”。

宋濂與劉基均以散文創作聞名，并稱為“一代之宗”。其散文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臺閣文學，文風淳厚飄逸 ，為其后“臺閣體”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為《宋學士全集》（亦稱《宋文憲公全集》或《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

3、人物評價

張繼之：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

陳旅：辭韻沉郁，體裁簡嚴。

歐陽玄：氣韻沉雄，如淮陰（韓信）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眾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眾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

柳貫：吾邦文獻，浙東為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后來繼者，所望惟景濂耳。

楊維禎：① 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著書凡千萬言，文師性，性師道，道師先圣先王，未嘗以某代家數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為吾文之體。② 文浩博淵，深聲鏗蔚，如春江之濤，湠漫無涯涘，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不可控馽，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如尋河源，至于底柱，至于龍門，至于積石，至于昆侖，不得不止焉。

宋濂是哪個朝代的?

宋濂是明代浙江金華人。

其母夜夢僧，手書《華嚴經》，謂：“吾乃永明延壽，欲假一室，以終此卷。”醒濂誕生。眉清目秀，英敏強記，一目十行，學問淵博，精于內外典，為一代經師。淡泊名利，元代不官。嘗曰：“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后與劉基同事明太祖，基參與軍中謀議，濂則襄助文書。

狀貌豐偉，美髯拂胸，有長者風，令人肅然起敬。奉詔撰《元史》，著《母子愛》短文等流通于世。晚年因胡案，外遣邊疆，卒于途。

個人作品

宋濂著作有《孝經新說》、《周禮集說》、《諸子辯》、《龍門子凝道記》二十四篇、《潛溪內外集》三十卷、《鑾坡集》二十五卷、《蘿山吟稿》二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五卷、《洪武圣政記》二卷、《朝京稿》五卷等。還著有《篇海類編》二十卷，《洪武正韻》十六卷。

宋濂是哪個朝代的宰相

明朝，不過明朝廢除了丞相..他不是丞相

宋濂（1310年11月4日—1381年6月20日），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漢族，祖籍金華潛溪（今浙江義烏），至宋濂時遷居金華浦江（今浙江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啟、劉基并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章溢、劉基、葉琛并稱為“浙西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其為太史公、宋龍門。

宋濂是哪個朝代的文學家？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元末明初文學家，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也稱宋學士，祖居浙江金華，明初著名文學家。他家境貧寒，但自幼好學，曾受業于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

至正二十年（1360），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為“五經”師。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學士承旨知制誥。后因牽涉胡惟庸案，謫茂州，中途病死。有《宋學士全集》、《孝經新說》等。

明初朱元璋稱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學提舉，為太子講經。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辭官還鄉。后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全家流放茂州（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途中病死于夔州（現在重慶奉節縣）。

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宋濂與劉基、高啟并列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他以繼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為文主張“宗經”“師古”，取法唐宋，著作甚豐。他的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贊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為“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

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

有明一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書始於青年時代。當時，他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筑室讀書，因名其樓為“青蘿山房”。兵禍之后，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后，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后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注：“《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瑯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后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里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復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經之文”。至于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范曄《后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后，他為之作墓志銘，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志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么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規范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

對于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么“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后其實是死于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宋濂是明朝文化規制的主要設計者，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本傳）。他年輕時曾入郡學師從聞人夢吉，學習《春秋》三傳，又師事浙東理學家、古文家吳萊，并游學于柳貫、黃溍、鄭復初之門。其師門學術乃是朱熹、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一脈之傳，他本人則有志繼承東萊呂祖謙的婺學。在宋濂身上，存在著理學家和文學家的兩重文化性格，他的文學思想接郝經、劉將孫余緒，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體，其文學本體論延續著理學“文道合一”的觀念，這種觀念表現在編修《元史》時，就是將儒林與文苑合而為一。他在《文原》中既強調文是道的顯現，又把文分為載道之文與紀事之文，認為“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以六經為標準衡評古代作家，有時就顯出偏狹的態度來。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夫自孟氏既歿，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迷，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這顯然是站在理學家的立場上，并自覺配合朱元璋“獨尊宋儒”的文化政策。

宋濂的文學創作道路，可以至正二十年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的作品多以逃避世亂、歌頌隱逸為基調，后期他寫了許多廟堂典冊文字和元勛巨卿的碑銘傳狀，為同輩文人及四方學者所推重。他的廟堂文學雖表現出儒家的進取精神，但不少文章是出于應酬、頌圣的需要，宏麗典則的形式掩蓋了內在活力的枯窘。

宋濂是其后興起的“臺閣體”文學的奠基人，他在文論中為“臺閣體”開了理論先河，其《汪右丞詩集序》把文章分為臺閣與山林兩大體派，其中尊臺閣而貶山林的意向是十分鮮明的。宋濂雍容靜穆的廟堂文章也為“臺閣體”提供了創作范本，如《閱江樓記》本著體會圣意的旨趣，設想天子登樓的種種遐想，贊嘆朱元璋的“致治之思”。后來三楊的臺閣之文就導源于這樣的應制文章。

真正顯示宋濂的文學才華和創造精神的文章不是他的廟堂之文，而是其自由選材、有感而作的傳記文。其代表作是記述浦陽歷史名人的《浦陽人物記》和為婺州先賢立傳的《雜傳九首》及其他一些帶有傳奇色彩的傳記。這些傳記能抓住特征性細節，運用對比映襯的方法，突出人物性格，缺點是有時稍嫌冗蕪。如《白牛生傳》是宋濂的自傳，作者為自己寫形傳神，揭示了自己的精神面貌：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趣干短小，細目而疏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

《王冕傳》以曉暢的筆調描寫了一個元末遭時不偶的“狂士”，一個先知先覺的奇才，一個藏器待時的諸葛亮式的隱者。可以說，王冕的身上也疊印著宋濂的自我寫照。開頭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生動的表現了王冕異乎尋常的好學精神：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王冕傳》奇中見樸，怪而不誕，突顯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淡泊名利的的情操。

宋濂的各種應用性散文往往各具特點，沖破了碑銘章奏的范圍。如《蜀墅塘記》、《天臺廣濟橋記》、《金溪縣義渡記》等，記經驗，說作法，有技術措施，有管理手段，頗有新聞性。他的序文文辭簡練古奧，具有純熟的語言技巧，是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如《桃花澗修禊詩序》寫三月上巳日與友人游覽桃花澗，修禊于澗濱。遣詞造語既富麗又簡潔，文章結構既層次分明又渾然天成。他的《送東陽馬生序》敘述自己早年求學的經歷，明白曉暢，序次得法，富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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